【日本想想】IS人質事件：瞥見日本冷漠的「自己責任論」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綁架了湯川遙菜、後藤健二兩名日本人，人質事件已經邁入第二周，湯川的喪命，讓後藤的安危更加深了不確定性，在日本政府極度緊繃，但社會卻普遍對這項議題疲軟，與其說對於人命存亡的關注，持「自己責任論」者似乎更佔多數。

日本人稱的「自己責任論」，指的是因為自我過失或自我選擇，做出罔顧危險的行為，其後果應由自己承擔。

「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為您帶來困擾，真的很抱歉），大概是日本人常用語前三名。「買東西還要求分裝，帶來困擾了真的很抱歉」、「今天生病了所以得請假無法去上班，為各位帶來困擾了真的很抱歉」、「麻煩你幫我查公車時刻表，帶來困擾了真的很抱歉」，可說是適用各種場域狀況的萬用語。

我目前的工作職場中，分別有33歲、42歲和55歲的男性同事，差距20個年頭的世代，但看待這起人質事件，清一色是自己責任論的信者──為什麼要自己任性地到這麼危險的國家？又為什麼發生問題時，又要動用到國民的稅金和國家的心力呢？──「為什麼都不會想到這樣會帶給別人困擾呢？」當然，人的思考與意見無法部分代全體，卻也是我生活周遭的「主流」民意。

日本人為什麼那麼害怕帶給人困擾？在彬彬有禮的面容下，集團主義的影響甚深──從農業社會開始發展的村與群的概念，為了生存而聚合，為了集體和諧而努力之，繼而融入群體、隱藏迥異自身的部分，這份力量也如海浪一般勢不可擋地覆蓋影響著周遭，我想起每回在車站等車，站在一群制式黑色西裝套裝的上班族中間時，總感到格格不入，想把自己縮到最小最小一樣。集團位居至高無上的地位，一切以集團利益、集團價值觀為出發點，也因此，他們對於相對說法下的脫軌脫序者，極盡冷漠。

儘管集團主義已被認為是日本的文化特色，評論家古谷經衡認為，日本人卻普遍欠缺了「同胞」的概念。同樣身為日本人的同胞，在海外遇上危險，卻沒有想要營救的動力，而是認為人質本身有著不純動機才陷入困境，還浪費了國家稅金──這一類保守派言論，多為在大都市居住的中產階級，他們是經濟、社會階級中的強者，缺乏同理心，認為自己絕對不會做出這些任性、欠缺考量的行動，帶給整個集團組織困擾。但這樣的思考邏輯，並無法讓日本更強壯、更美麗，因為他們失去了「視同胞如家族」的基礎信念，遠離了國民國家的精神，成為異形、變質的近代國家。

自己責任論的近期例子，是2004年時的伊拉克日本人質事件。在政府反覆斡旋之後，三名被綁架的日本人郡山總一郎、今井紀明、高遠菜穂子終獲釋放，但回國之後，似乎才是惡夢的開始。即使郡山是自由攝影師、今井紀明當時只是18歲的少年，高遠致力於義工活動，但任何「人道」光芒並未阻絕掉日本的輿論撻伐，媒體稱呼三人是「傲慢的累贅」、質疑「沒有正式地向政府道謝也太奇怪了」、要求「機票費應該要本人支付」，最後他們以低姿態召開記者會，為自己「輕率魯莽不計代價」的行為，向社會大眾「謝罪認錯」。

道歉，似乎是比求援還要更優先、更合理的反應。過去是如此，這次的流程依舊，從綁架證實後，後藤母親的淚眼道歉，到湯川被殺害，湯川父親的鞠躬謝罪，這一幕一幕，既視感巨大。

日本媒體找到了現今在教育NPO工作、致力幫助失學少年的今井紀明進行訪問。今井紀明當時受到的撻伐與疲勞轟炸，曾讓他一度罹患人群恐懼症，過去承受過「自作自受」罪名的今井說，引起的風波、應該反省的部分，自己其實是最清楚的，但在被綁架的嚴峻狀況下，他真心期盼政府與國人可以用寬容、守護的態度，來看待人質救援行動。

根據日本《21 世紀社会デザイン研究 2004 No.3》期刊中，《イラク日本人人質事件とメディア報道》一文指出，媒體不應將當事人及其家屬形塑成與政府基本方針對立的異分子，一味以自己責任論的角度進行報導，媒體應該要更嚴謹慎重地對待人質事件的新聞處理，然而綜觀當時的新聞記事，遺憾地，事與願違。
時隔10年，日本社會、日本媒體是否做出了更多改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