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轉型正義系列報導三】底層工人寫革命史:民主文物館靈魂人物賽羅(下)

友善列印版本

官方賦予策展大任

柏林市中心的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平日是商場林立的行人徒步區,也是東德首都東柏林的交通樞紐,更是1989年秋末東德最後一次大示威的現場。彼時早已失去統治正當性的共黨高層,輪番上台暢談改革,卻被台下的噓聲一再打斷。50萬群眾焦灼又憤怒呼喊下台的口號,改朝換代的民主洪流已難以逆轉,五天後,柏林圍牆應聲而倒。

2009年是圍牆倒塌20週年。在官方考慮盛大紀念之際,哈福曼協會就搶先在兩年前提出企劃案,要在亞歷山大廣場舉辦名為「和平革命」的大型露天展覽。「這年頭,誰對這段歷史還有興趣?」賽羅坦承,如此大膽的提案,起初很少人看好。不過,在多方奔走後,最後還是獲得輿論的大力支持和政府的經費奧援,多年來埋首整理民主文物的賽羅也眾望所歸,獲選為《和平革命1989/90》大展的策展人。

賽羅的構想,是從社會底層的經驗和感受出發,呈現東德人民政治覺醒和命運自決的過程。「我對官方的觀點一點也沒興趣,那些原本互不相識,然而人生的道路意外在廣場上交會,齊力推動歷史進程的人民,他們才是歷史真正的主角,也是我們展覽的焦點。」

賽羅漲紅著臉,ㄧ改原來平靜的語調,「我最想說的是,1989年發生的那些事,不單單只是轉型而已,而是革命,而且是和平革命(Friedliche Revolution)。」

定調和平革命

德國一般的說法是轉型,肩負重寫民主運動故事重任的賽羅,為何非得堅持是由底層群眾發動的革命不可,而且是和平革命?與他深談後,我才終於明白。

圍牆倒前三個禮拜,以改革者自居的最後一任中央總書記克倫茲(Egon Krenz),在國內外壓力交逼下,首度打破歷任共黨高層的禁忌,承認政府陷入危機,願意帶領國家轉型。此後,德國人就習慣用「轉型」(Die Wende)這個字,來描述1989年5月東德政府作票被揭發、圍牆傾倒、直到兩德統一這短短一年半期間,由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

可是,對賽羅這樣從反對運動一路走來的東德人來說,口口聲聲談改革的克倫茲只不過是見風轉舵;民主化並非良心發現的統治者從上而下推動的「轉型」,而是成千上萬的個人集結起來從下向上施壓的結果。沒有能力反省和改革的共黨,懾於人民團結的力量,從頭到尾不敢開一槍,結果被自主的民眾用非暴力手段趕下台。所以,東德驚濤駭浪的變天,應該定調為「和平革命」。

革命重回廣場

在各界殷切期盼下,德國首都紀念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的《和平革命1989/90》大展,終於在2009年5月7日、也就是20年前民運份子揭發作票的日子風光揭幕。展覽原訂在11月9日圍牆倒塌的紀念日結束,卻因為民眾反應熱烈,延長到次年10月的統一紀念日才落幕。

現場一共展出700多張照片和文件,從民眾逃往西方的革命前奏曲開始說起,說的雖然是東德人民擺脫壓迫和自我解放的故事,卻也勾起全國人民不分東西的回憶。展期前後一年半,參觀人次突破200萬,其中四分之一來自國外。「革命重回亞歷山大廣場」、「讓人起雞皮疙瘩的畫面」、「這段歷史不能忘」、「西德人向東德人的勇氣致上謝意」、「朝野呼籲成立常設性的和平革命博物館」,全國各大報的迴響,遠遠超過賽羅的預期。

同樣出身東德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在賽羅的導覽下到場參觀,親自在留言本上寫下「謝謝你們,讓我們理所當然活在自由的國度」,向昔日的反對運動者致敬,哈福曼協會因而聲名大噪。最遲在這次展覽後,「和平革命」這個字眼,就成了德國官方和媒體的固定用語。德國聯邦政府以及掌管全國彩券盈餘的基金會,今年初甚至同意撥款4000萬台幣,讓賽羅寫下歷史的《和平革命1989/90》展覽,能永久陳列在史塔西總部的遺址。

「我在那裡被偵訊過兩次」,賽羅說,即將在2015年5月揭幕的展覽,「將追憶推倒圍牆的偉大力量」。

我的思緒,此刻回到五年前的柏林。彼時的亞歷山大廣場,被展覽看版佔去大半的空間,20年前同一地點發生的革命,是全城最熱門的話題。不論晴雨或下雪,每次去都可以看到提著購物袋、遛著狗、或推嬰兒車的民眾,他們或駐足,或主動圍成小圈圈討論,神情十分專注。

「民主與人權」(Demokratie und Menschenrechte)、「團結取代內耗」(Miteinander nicht Gegeneinander)、「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金屬薄片打造的標語,再次迎風漂浮在空中,重現廣場當年沸騰的情緒和訴求。賽羅似乎也藉機追問在場每一個人:你認同這些價值嗎?民主化至今20年,當年追求的目標實現了嗎?你願意為了捍衛這些價值,而再度挺身而出嗎?

為扳倒獨裁自豪

一眨眼五年過去,柏林圍牆倒塌的週年慶又近在眼前,哈福曼協會也再次得到柏林市政府委託,沿著圍牆遺跡展出「100個圍牆小故事」。結束檔案館的參觀,隨著賽羅走回辦公室,我忍不住偷瞄被他隨意扔在桌上的聯邦十字勳章證書,想像他不久前出席授勳典禮時的心情。

對照不少民運領袖,在民主化後參政當官,一輩子享受反對運動的光環,賽羅卻寧願躲在公寓的後院,耐心等人來捐贈資料。曾經推翻政府的工人,竟得到官方和全國輿論的託付,重返革命的廣場和特務機關,規劃民主運動的展覽,這恐怕是舉世少有的例子吧,我想。與主導歷史論述和凝聚全國認同的成就感相比,總統贈勳的榮耀,難怪對他來說這麼微不足道。

離去前,烏克蘭情勢依舊緊張,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從亞歷山大廣場,聊到北京的天安門廣場、開羅的解放廣場、和基輔的獨立廣場。「看看這些國家就知道,獨裁到民主的道路有多麼辛苦,我們沒出人命政府就垮台,真的很幸運。」我認識的東德人,只要參加過25年前11月初東柏林的那場大示威,一談起那天種種,感激之情都溢於言表,賽羅不是例外。

「每次上街頭,我都會害怕,我不是天生反骨,」賽羅最後跟我說;不過,「曾經貢獻心力,把獨裁扳倒,每次回想起來,還是有那麼一點點驕傲。」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