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沈伯洋，現為UCI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生。本為律師，在台大碩士班時鑽研女性主義與監獄學時性格大變，得了一種想要探求正義的病。然而現實殘酷，人生有六年在補習班教授刑法，鞏固了台灣奇妙的法學教育結構以及病態的資本制度。如今，作為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試圖用學識和行動翻轉既有結構。不過話說得好聽，其實平常都在鑽研ACG，在FB打打嘴砲而已。
蘋果日報日前報導，路透社攝影師莫杜拉（Siegfried Modola）到肯亞一個部落，以鏡頭紀錄女童進行割禮時的血腥和痛楚。女性割禮主要流行於非洲，以割除女性陰蒂或陰唇代表成年過程。在醫術不發達的地區，割禮可能造成極大的痛楚，且剝奪了女性享受性愛歡愉的權利。
許多地方政府已立法禁止割禮的存在，最重甚至可以處以終身監禁，聯合國亦不惜以各式手段要脅非洲各國政府「嚴打」女性割禮。國際壓力的主要法源「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已有超過170各國家簽署，且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女性割禮手術已經顯著減少。
然而，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現實的狀況並不是想像中的美好，割禮仍然盛行於非洲。而且在這個「國際人權」開始對非洲政府施壓的時候，形成了兩個後遺症：第一、透過人權的宣稱，西方透過各種非正式的軟性法律（soft law）控制非洲，第二、女性在刑罰的框架之下，變成更進一步的受害者。用法律「治癒」或「改變」現狀是一般人都會有的想法，但問題在於：制訂或修改法律必須要有「同伴」：要提案，要連署，要立法通過，都需要大量的遊說與資金，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終究會有一些妥協。這個妥協在女性相關立法的時候尤其明顯，進而使得法律對女性造成更進一步的不利益。
立法的角力忽略地方的聲音
早在1960年代時，非洲的進步、改革人士即透過世界衛生組織（WHO）表達了女性割禮的痛楚，但世衛當時以多元文化的尊重拒絕了進步人士的請求。其後為了能夠爭取廣泛國際認同，這些進步人士選擇了跟西方父權文化做連接（此舉遭受到很多地方女性主義者的反對，認為西方父權跟非洲本地的父權根本不一樣），並強調手術本身的不安全，最終得到了聯合國的支持，以及各種女性團體與兒童團體的聲援。
然而這樣的立法過程根本犧牲了非洲當地對女性割禮的態度，也大大地忽略有些地區的割禮已經只有象徵意義，根本不帶有痛楚。把女性割禮刑罰化之後，因為仍有大量手術的需求，最終手術地下化；而父母為了怕女兒長大之後不同意此等手術的進行，更傾向在黑市直接找醫生，在稚齡時把手術完結。而即將成年的女性更陷入雙重不利益：去做割禮，會導致違法，不去做割禮，會受到傳統社會的指責。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形成了強烈的法律文化衝突。最後，其實只有移民社區的女性割禮減少，很多地區的割禮不減反增。
人權變成統治工具
其實這就是當年「進步人士」所帶來的現象。許多進步人士移民到非洲，自成一個群體，對當地的文化感受並不深刻。即使講的語言類似，卻沒有民俗與傳統的束縛。於是打著現代化的大旗，並於訴求人權之下，忽略在地文化而建造嚴苛的法律。其中隱含的意義是：非洲文化是「落後」的，是「不乾淨的」。立法完成後，爽的是進步人士，爽的是人權價值，受害的，仍就是父權架構下的女性。正如那句法國俗諺所描述的：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這一點確實值得我們警惕：越弱勢的人，越被法律影響的人，越不可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聲音。這些人的文化資本特別低，也不具備政治資本，因此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根本不會被納入參考。在記錄女性割禮的相關文獻當中，我們可以看見新移民的律師不斷地極大化痛楚來訴求認同，而被割禮的當事人卻對痛楚不當一回事的情況。這些「代理人」的價值觀，以另外一種暴力，取代了當地文化的價值觀。
這種以法律實施價值觀取代的例子不勝枚舉。家暴法在訂定的過程當中，由於警察本身並沒有女性主義的訓練，因此在執法的時候，即使以「男性」、「科學」、「風險」的角度來取締家暴，進而使得「暴力」變成家暴唯一元素，其餘什麼情感、文化等不但被執法者排除，更被只受專業訓練的法官排除（別忘了，法官只能就法論法），哈佛法學教授Jeannie Suk在其新書更指出，這些立法只不過更進一步增強國家控制而已。
尊重多元文化是解藥？
那麼，該怎麼解決問題呢？有人說很簡單啊，我們應該尊重多元文化，不要用法律解決，這樣就可以防止這種法律霸權了吧？
事實上，「法律不語」，很有可能更糟糕，因為在殖民的框架下，法律不語仍舊可以代表「某種文化特別低下」，最終造成類似的結果，例如墨西哥的原住民在2000年跟國家要求自治權時，他們訴求墨西哥政府尊重其「傳統」，但因為其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上，有歧視女性的嫌疑，因此墨西哥政府用此攻擊原住民自治：「給你自治，就有違反人權的嫌疑」。所以在政治角力上，自治團體即希望女性不要發出任何反對聲音，而女性的聲音被政治團體所取代後，不曾出現在法律保護上，進而被抹削主體性。南非在對殖民者爭取財產權時，殖民者也以多元文化作為理由而被拒絕財產權的賦予（因為原住民教育程度不夠，所以不配有財產權）。當法律不能成為弱勢者的工具時，其實更為糟糕。
立法也不是，不立法也不是，那我們怎麼辦？
這個爭議其實一直都存在。例如關於性工作者，有論者認為應該要立法處罰，才能導正男女的不平等，亦有論者認為要合法化，才能尊重女性自主。前者（刑罰化）讓性工作者陷入困境，後者（合法化）忽略女性的自主受限一事（女性的選擇遠比男性少，又何以稱之為「自我決定」？）。女性割禮的立法事實上也是這種困境：刑罰化造成不利益，合法化又塑造假性的女性自主（反正是你自己選的，不甘我的事囉）。
而這兩種方式，都有一種迷思：用針對特定群體的法律來改變文化現象。但都忽略了要解決男女平等最重要的事，就是讓女性/地方得到權力。法律之所有會陷入困境，主要就是在立法的過程當中某些聲音的消逝，使得後來的執法者根本無法認知法律的真正目的。女性割禮一事，其實重點在認知自我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選擇權上，只有在充分的資訊之下，女性的自我選擇才有利益，而法律必須避免的，應該是女性選擇所造成的不利益（例如群眾譴責）。這些文化的改變，也當然不是只有法律可以做到，但法律至少要提供一個「框架」，讓女性得以正常生存。基於篇幅，我在下一篇再來論述法律所能賦予的女性框架。
話說回來，台灣其實也面臨這樣的困境呢。 某個移民來台灣的文化，也不斷地用虛假的人權話語，打壓著在地文化，殊不知卻加深了不平等的鴻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