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 台日公民社會為何無法建立對話、合作與連帶?（上）

隨著318後台灣新公民政治路線的穩定成形，定調於進步路線的公民政治，提出「中國因素」與台灣內部黨國政治資本的結盟，作為今日台灣社會民主與進步價值發展面臨最大的敵人。因此台灣的公民力量近來積極尋求與香港、中國公民社會、乃至圖博的行動者們建立對話與連帶。然而在東亞地緣政治上對台灣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日本，台灣的新世代行動者們卻仍然苦惱於不知如何開啟對話。

這其實是一個困擾台灣進步行動者已久的問題，長久以來，台灣的進步行動者在面對「如何在日本選擇朋友」時，總是困擾於日本社會在保守／右翼與進步／左翼對抗的脈絡中關於「台灣關係」的想像。對於前者而言，親日的台灣是戰前日本帝國成功的象徵，且又是戰後美日安保架構下堅實的盟友；而後者剛好相反，認為台灣是美日安保架構下的保守反動政權，一方面又在對「紅色中國」傾斜、「聯中抗美」路線的信仰中，在對台灣歷史與民主化脈絡極少認知的情況下，欣然接受中國「統一台灣，解決一切問題」的邏輯；而更多的不左不右派的廣大國民，則是在主流媒體極少讓台灣曝光的情形下，幾乎忽略了這個近在咫尺的鄰居。

上一世代的台獨行動者前輩，在現實的妥協與考量下，最終選擇與保守派合作的路線，事實上對於台日間的經濟與戰略合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果，但台灣新一世代的進步價值行動者在日本所面臨的「該與誰合作」的問題，卻又再次讓過往的矛盾浮上檯面。究竟台灣的新公民正力量應該如何在日本尋找朋友？作為本文的重點，筆者想來談談台日公民社會間、或者說台灣的進步行動者與日本的進步／左翼行動者間，何以無法進行合作與連帶，以及提出關於如何進行台日公民社會交流的初步想法。

日本左翼政治路線的問題──沒有安全保障政策的進步派？

「今天日本進步／左翼政黨路線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被國民認為是只有社會政策、沒有外交、安保政策的『生活政黨』。」一位熟識台灣議題的學者曾對筆者一語道破進步／左翼政黨今天何以無法說服國民讓其執政的最大盲點之一。而日本的左翼政黨為什麼會走上只有社會政策，卻除了沿襲過往反對自民黨的美日安保路線，而沒有國際關係、外交與區域安全保障上具體表態的非現實路線呢？

筆者認為，日本左翼政黨的失敗關鍵，在於左翼政黨在戰後政治史上每一個內部路線鬥爭整合的關鍵時刻，都存在最後結果都是基進路線勝出的現象。而其中最重要的決定性路線鬥爭，確立了日本社會黨往後數十年的政治路線兩大軸線------社會政策上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安保政策上的「護憲和平主義」。然而，在國際關係上採取的「護憲和平主義」，使得泛社會黨在國際關係上放棄提出積極的安保政策，而僅以「反對」自民黨的美日安保架構作為核心論述。而在外交路線上，基於冷戰結構下的敵我決斷，日本社會黨選擇了與美日安保架構對立的蘇聯、中國、北韓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外交結盟的路線，然而，堅持反對安保、護憲與和平價值的左翼，針對中蘇核武軍擴的行徑，卻僅能主張「社會主義陣營較能接受和平反戰價值」的幻想。

然而這個國際關係上現實主義路線的不存在，以及只有「反對」、「幻想」而沒有「具體路線」的政策，卻也註定了自民黨往後得以成功長期執政的「五五體制」，而唯二兩次短暫的政黨輪替，對於「美日安保政策」的修正妥協與否，也都成為進步執政瓦解的關鍵因素之一。有趣的是，假使這個觀察為真，世界多數國家的左翼政黨都似乎存在相似的問題，那便是相較於保守政黨，進步或左翼政黨更容易在內部基進路線與現實妥協兩種路線鬥爭上，由掌握道德論述制高點的基進路線取得勝利，然而結果卻往往造成左翼政版圖黨萎縮的危機。

這個問題一直延續到日本今日當紅的集體自衛權解禁爭議上，站在進步立場，我們當然應該批評安倍政權的違憲暴走，但一來我們是否也必須質問批判立場的進步政黨，你們針對「中國因素」的現實威脅時，是否提出過任何具體的外交或安全保障戰略對策說服人民？

第二個原因，是筆者以一個在日外國研究者的角度所觀察到的「文化因素」：普遍存在於日本社會中的「前近代共同體關係」結構，使得各種組織內部呈現封閉性的上下支配構造，且組織與組織間的對話成本與障礙都遠遠高於非共同體社會的台灣。因此即便在進步陣營的組織中，新世代都難以挑戰組織中既存的上位權力的教條路線與價值觀，甚至連論述與資源的獲取都隨著時間拉長而趨向單一而封閉。這個在日本社會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共同體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在左翼政黨看待他們所認知的東亞區域關係上，即造成他們難以跨越冷戰架構等過往教條主義路線去理解台灣。舉個最直接的例子，直到九零年代台灣已邁向民主化的階段，日本社會黨竟仍然在黨內規範中嚴禁黨員訪問接觸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被定義為美帝國主義東亞爪牙的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而在左翼路線這樣的背景氛圍下，當然也就造成普遍的社會改革行動者或論述者對於台灣研究的忽略與無知。

台日公民社會如何建立連帶？「中國因素」作為共同核心因素的嘗試

今後的台日公民社會有可能形成連帶嗎？既然有這個提問則當然必須找到台日間存在共同的結構因素。白話一點說，今天台日公民社會的議題戰略上，是否存在「結構上」的共同敵人？

這幾年筆者旅居日本京都，在頻繁與日本反核、反貧困、非典型勞動、廢除死刑等社會運動，以及日本左翼政黨人士、乃至六零年代學生運動新左翼殘餘勢力等泛社運界人士交流往來時，不斷嘗試提出一個核心概念：台日公民社會合作不是不可能，作為相對理解日本進步／左翼論述脈絡的行動者，筆者認為日本的行動者們必須進一步跳脫狹隘的國內意識形態對立、或者脫離過時的區域冷戰結構認識，去積極意識今日造成東亞區域分配、人權乃至安全問題的核心關鍵──「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一方面透過迅速崛起後轉向帝國主義式資本的擴張，導至區域鄰近國家產生經濟與社會上強烈的變數與威脅；一方面中國統治集團的共產黨獨裁者們為了維持千瘡百孔的內部治理危機不致崩潰，以極端的手段進行民族主義宗教式的操作，以作為控制中國內部瀕臨崩潰的格差與矛盾不致內爆的核心手段。這兩點「中國因素」，無寧是造就東亞區域間外部彼此緊張對立、各國內部的基進民族主義高張、社會議題遍地烽火的共同核心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