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世代來臨,誰能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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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總統大選前,我們出版了《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這本書雖然說是要搭上選戰風潮,要求兩黨政治人物對書中認為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做出回應,但是所引發的民間迴響,卻遠在我們的意料之外。

當時,筆者與一群關心台灣勞動權益的學者與社運工作者,在台灣勞工陣線的協助下,組了一個寫作團隊,一起寫了這本書。竟然在短短一個月內二刷,更成為2012年上半年博客來書店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暢銷書第二名 (銷售量僅次於《正義》一書),還獲得金鼎獎的榮譽。可見大家對於崩世代的來臨,有相當的焦慮。

顧名思義,本書要處理的就是台灣過去二十年積累下來、未來二十年所要面對的三大共業——對財團減稅造成的國家債務、勞動條件惡化造成的青年貧困、以及青年貧困所導致的少子女化。這三大危機都可以從過去二十年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源頭——新自由主義掠奪式的全球化找到原因。

在台灣,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又以兩岸經貿開放為最重要的因素。崩世代作者們提供了許多圖表與統計數據,顯示兩岸經貿往來與台灣資本西進,透過勞力密集產業的關廠歇業提高了失業率、以及服務業的彈性雇用壓低了實質薪資,使得台灣社會落入工作貧窮的青年人口不斷增加。

兩岸經貿往來擴張不僅導致貧富差距的惡化,也使得台灣青年的社會流動管道逐漸閉塞。台灣社會過去曾經擁有兩大社會流動的管道—創業與高等教育。

在1990年代以前,今天所謂的四五年級生曾經經歷過一個經濟起飛與『黑手變頭家』的時期,也就是出身農家的一般製造業工人自己辛勤努力,建立活躍的中小企業成為老闆的過程,然而在1990年代以後,隨者產業外移與產業升級,新創企業倒閉的風險逐年提高,現存企業的平均資本額則由400萬左右上升到約3600萬新台幣,資本集中化使得年輕人無法越過創立企業的門檻。

這一代台灣的年輕人不僅面對更高的創業失敗風險與投資門檻,就連高等教育也無法挽回他們的就業機會。崩世代出版這一年,台灣受雇者的平均實質薪資倒退回14年前,失業率屢屢超過4%,青年失業率高升到12%。大學以上受雇者的薪資更呈現絕對值下滑。

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由2004年的26,700下滑到26,400元左右,大學擴張導致的文憑貶值十分明顯。

與此同時,台灣的年輕人對低薪資、流動停滯與高失業風險的就業環境做出了很合理的反應,本書稱之為「婚育罷工」。

由於職業生涯不穩定,台灣年輕世代的結婚率與生育率都不斷下滑,達到總合生育率每對男女擁有不到一個小孩的世界最低紀錄。

過去十年來,少子化的衝擊已經使得台灣的幼教業者由3500多家下降到2800多家,去年全台灣國小一年級的入學生約二十萬人,只有一個班級的學校比例已經超過了40%,而全國大學與四技二專每年的招生人數仍高達35萬人,預計在十年之內,將有三分之一的大專學校面臨招不到學生而倒閉的命運。

與少子女化同時並行的趨勢是人口老齡化,台灣將在2025年左右追上日本今天的老齡化水準,大約每四人有一人超過65歲,根據日本最近的數據顯示,老齡化將造成每個家庭的醫療支出不斷上升,達到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

事實上,假使台灣每個受雇者的平均收入(約45000元)維持不變,當家中父母有一方因老化得到重症,雇用一位外籍看護工或送到安養中心的費用,就等於花掉了收入一半左右。在老齡化的衝擊下,青壯年受雇者不僅生不起孩子、也養不起老人。

如果台灣民眾無法單獨面對上述惡化的社會趨勢,政府能夠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來協助我們嗎?很不幸地,以台灣目前惡化的財政與公債赤字來看,政府不但無法提供照顧老小的服務,二十年後公債佔GDP的比例將直追今天的歐豬國家。

過去十餘年來,台灣的財政危機,其根源來自大財團對政府減稅的壓力,除了各種以促進產業升級為名義的減稅之外,政府給有錢人減免了土地稅、遺產與贈與稅。

在金融風暴期間,政府降低了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還在ECFA簽訂後減免了對中國進口的關稅,給資方減稅的結果並沒有使資金回巢,反而加速了資本西進,並且使得我國財政更加依賴薪資所得,失去財富重分配的租稅正義效果。總之,台灣政府財政已經被縱橫兩岸的大財團給掏空了。

崩世代一書對二十年後的台灣提出了非常悲觀的預測,我們並不以達成科學的預測為目標,而是希望改變現有惡化的社會趨勢,我們也提出了『加稅加薪救台灣』的口號。

想達到搶救台灣未來的目標,不僅需要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提出長期政綱,更需要民眾—尤其是即將成為崩世代的台灣青年集體覺醒與公共參與!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