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啟示

 

三月十七日，在台灣台北的立法院（相當於國會）中，執政黨國民黨於內政委員會強行通過了「服務貿易協定」（去年六月簽署）、逕付院會審查。是夜，一群反對此事的學生衝入立法院、佔領了議場。出乎意料的，這個行動迅速獲得了支持，自佔領議場以來，立法院周圍的街道都被支持者佔滿。議場內外的聯絡和補給、發送給國內外的訴求與資訊，都迅速地整合起來，數日後，這波運動被通稱為「太陽花學運」。三月三十日，警方宣稱有十一萬人、主辦單位宣稱有五十萬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於總統府前舉行。

 

這場運動在國際社會的迴響並不小，甚至連中東的半島電台的報導中都面訪了該運動的幹部。自2008年以馬英九為總統的國民黨政權重新執政以來，開放兩岸直航、中國觀光客來台、中國對台最高機構長官訪台、對中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訂、國共兩黨的頻繁交流活動、加上今年年初中台對口機構的初次會面，使經濟關係從「正常化」轉為「強化」、甚至將重點從經濟關係轉向政治關係等等，都一再向國際社會顯示著中台關係的急速發展。儘管推測「太陽花學運」對今後的局勢會造成如何的影響，有其難度，但，從台灣內部的反對聲浪來看，中台關係的停滯和後退的可能性，也是國際社會應該要重新認知的事實。

 

（圖片來源：陳熙文@台大新聞E論壇）

 

四月六日，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院長（相當於國會議長）做出了「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制定之前，不會進行有關服貿的政黨協商」的讓步，「太陽花學運」於隔日（四月七日）宣布實質勝利聲明，並決定於十日晚上退出議場。究竟為何「太陽花學運」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並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呢？

 

最常被指出的一點是，自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的親中態度，讓台灣社會快速被「中國因素」滲透，並在台灣內部造成廣泛的、對中國快速併吞的不安全感，因此，我們也許可以將這個運動理解為，在這樣的不安累積之下的政治爆發點。

 

但是，若細觀民主化以來的台灣政治，便會發現有一些不能忽略的背景因素、以及民主化後臺灣總統政治的問題，正在漸漸地浮上檯面。

 

 

在新興民主體制之中，由於規範總統權力的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進步，導致即便國家元首選舉已經民主化，選後仍然容易發生最高政治權力、及高階官員的貪汙和獨裁化。在台灣，於陳水扁的第二任執政期間，亦曾發生過貪汙問題。因此，綜合而言，台灣的總統政治，有著台灣特殊政治脈絡下產生的問題。

 

台灣最大在野黨民進黨的黨綱明文寫著「台灣獨立」。近年來，民進黨的領導者雖然沒有直接主張台灣獨立，但台獨綱領的廢止問題，也沒有詳細地被討論。而且，民進黨領導者也不曾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國原則」。此外，執政黨國民黨既然是「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也不否認與中國的「終極統一」、並且對「一個中國原則」採取既不主動表明立場、也不否定的態度。意即，從台灣的政黨意識型態對抗光譜而觀，可將此視為「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抗，而政黨與政治家，就在這個光譜上或多或少地尋求自己的立足點。

 

此外，自1990年初期開始，一直在持續調查的民調結果明確顯示，對「自我認同」一問回答為「台灣人」的比例確確實實在上升中。另外，對未來的國家選擇，即「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維持現狀」的偏好問題，一直都是「維持現狀」佔大多數。其中，自馬英九執政以來，「台灣人」和「維持現狀」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中。不管是要當選總統、還是要在當選後穩定執政，總統都必須在這樣的民意基礎上巧妙維持著某種平衡。當然，面對中國亦是如此。

 

1992年4月19日，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與林義雄等人率領數萬群眾遊行要求總統直選。（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1996年開始，台灣實行總統直選。任期四年，不得連選三次以上。至於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和地方首長、地方議會議員等政治家，則多依據意識型態、考量現實利益來決定作為，因此選民在投票的時候也並非純然依據意識型態在投票。但是，決定國家領導人的總統選舉，就另當別論了。

 

如前所述，選民對「統獨議題」的意見分布，明顯呈現為中間最多數的倒U字型分布。若把意識型態的光譜，以最左側為「台獨」、最右側為「反台獨／統一」來看，則在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可以發現民進黨候選人從中間開始，努力鞏固左方的所有支持者，並想盡量把「羽翼（wing）」伸到另外一端，希望把得票最大化，而國民黨亦然。例如，2000年大選中陳水扁所屬的民進黨，在黨大會中做出以「台灣已實質獨立、現況下的名字是中華民國」為旨的決議，擱置「台獨綱領」；或是馬英九於08年的選舉表示「燒成灰都是台灣人」，以修辭技巧來拉攏「台灣意識」等等，都是很明顯的例子。

 

但是，開始實際握有政權之後，與選舉態度的相異之處開始浮現。原本總統本身的政治信念必然位於意識型態光譜中點的「左方」或「右方」，而選後進入執政決策圈的政黨人士和學者亦是如此。此外，在選舉的時候熱心幫忙、有狀況的時候會聲援街頭運動的支持者，通常位於較為接近意識型態光譜左右兩端的位置。而這些熱心支持者的意識型態光譜分布，便呈現M字型。事實上，執政黨從當選後的第二年的預算編列開始，就會漸漸有偏綠或偏藍的施政傾向出現，而光譜另一側的反對者，就自然會出現強烈的不滿聲浪。

 

這樣的「選後意識型態M字型分布」凌駕了「選時意識型態倒U型分布」的狀況，在總統連任後的第二任期更為明顯。雖然在第二任期一般而言支持率會下降，但由於台灣規定不能選第三次，所以對總統而言，比起當下的支持率，他會更注重任期結束後的歷史名聲。若推行公共政策的成績不佳、支持率直直落且難以回復，那麼在第二任期，總統這樣（重視名聲）的傾向便會越來越強，進而導致總統的施政越來越偏離選舉時所重視的平衡態勢。例如，陳水扁的狀況是，陷入中國政策的失當與自身貪汙問題的窘境，政策便開始訴諸左端的「深綠」支持者，進而束縛了後來在大選與馬英九對戰的同黨候選人謝長廷。至於馬英九的狀況是，無論對中國的關係如何進展，都無法順利改善台灣內部的經濟狀況，因此，即使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受國際肯定，國內支持率仍十分低迷。馬總統在進入第二任期後，表明了他要完成「歷史的使命」，除在經濟方面持續紓緩兩岸緊張關係之外，也希望能與習近平主席會面。而這個「創造兩岸和平道路」的使命感，更使得他認為「服務貿易協定」無論如何一定要被立法院通過。這樣的使命感不只造成了總統的焦慮，更被認為是這次國民黨之所以要在委員會強行通過服貿的背景因素。

 

（圖片來源：我是魚夫@Flickr）

 

 

如果可以用誇大一點的說法來形容的話，台灣的總統政治，可謂被一個「怪物」附身了。這種捉迷藏式的用詞或許不太恰當，但若要防止所謂的「怪物」出現，臺灣的總統必須同時扮演「陳水扁」和「馬英九」的角色，才可以維持臺灣政治穩定所需的平衡。換言之，臺灣總統不但需要有充分的黨內權威、才得以在「統獨」問題方面取得平衡，也必須擁有對民意脈動的敏感度，更必須擁有能讓人民清楚了解政府欲推行之政策的政治溝通能力。如果無法擁有以上的能力，想要又當「陳水扁」、又當「馬英九」，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由於陳水扁召喚出了「怪物」，民進黨失去了政權，曾為民主制度的建立貢獻一己之力的他們，對民意的應對能力變得低落；至於馬英九在第二任期潛在的「怪物」，也有同樣的傾向正在加速成形。第二任期的政權運作、以及對服貿議題的處理，正是因為很多人都感覺到「政府沒有好好的向人民說明清楚」，所以像是佔領議場這種「違法行為」才會造就了對社會強烈的「覺醒呼喚（wake-up call）」，並獲得廣大的支持。

 

若是只有以召喚「怪物」作為代價才能達成政權交替，這對台灣的民主體制而言，必定只有負面影響而已。但是，被置於嚴酷國際政治環境中的台灣，這回若是落入了「因為民主政治制度喪失了威信、進而訴諸體制外的抗議行為」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民主政治制度便會失去區隔「中國」與「台灣」的功能，不但「國民黨vs民進黨」的政治對抗關係將淪為表象，更可能在實質上不慎落入「國共兩黨聯合vs台灣公民運動」這種極度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太陽花學運」即便獲得一時的成功，在體制內擔負民主重責大任的政治人物，如果沒有認知到這個層面的意義、以及所需要的擔當，將會非常的危險。尤其是在美國影響力低落、威權中國權力不斷坐大的現在，要是失去了台灣的民主，亞洲的民主也非常可能一併失去了吧。

 

（四月八日是為記）

 

十日晚上加註：學生把議場復原、清掃以後，在十日的晚上六點同聲明所述，從議場撤離了。

 

 

（註：本文譯者：林彥瑜 ／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交換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