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關心政治的必要──一點觀察，一些思索

在這個不快樂卻又深感沈悶的日子裡，年輕人的關心公共議題，參與政治總是令人興奮期待。不論是新興起的所謂公民運動，或是大學生的提鞋怒擲惡官，都引人拍手叫好，也深感慶幸有人挺身而出。

而看看國外的經驗，二十出頭而未滿三十歲卻當選議員的例子不乏其人。當然，這類人不乏因係出身政治世家，作為政治勢力的延續者而當選。近鄰的日本就有很多這種例子。但其實，更值得注意與深思的是，除此之外，因為青年參政而非單純的政治勢力延續的情形也大有人在，且不在少數。這種情形，歐美的政治界頗多，例如德國綠黨聯邦議會議員Anna Luehrmann當選時，才年僅19歲。瑞典大學生阿美莉亞（Amelia Andersdotter）成為最年輕的歐洲議會議員時，才22歲。美國國會議員Aaron Schock四年前當選時才27歲。而去年9月甫當選的挪威議員Fredric Holen Bjørdal現年才23歲。澳洲最年輕國會議員Wyatt Roy當初代表反對黨打敗政壇老將時，是時年僅20歲的大學生。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而且不斷在出現，絕非孤證特例。

所謂「有志不在年高」，或許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仔細想來，台灣社會對於年輕人關心公共事務乃至參與政治，多少帶著保留與疑慮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當然有台灣社會歷史上的遺緒，長期的被隔離、拒斥與社會型構，政治是禁臠與黑暗的，碰觸與關心乃是一種危險與嫌惡，參與則是禁忌與側目。而年輕人的參與，則被認為是受操弄與衝動，更認為年輕的意見與行動是不可恃與不足取。

東方社會，對於人們往往要求服從，信服權威，所以，對於「年輕」二字，常常冠以「經驗不足」或「初生之犢不畏虎」（也就是暗示莽撞衝動）。反之，對於青年的創意、勇於挑戰、活力一事，評價較為保留。所導致者，對於知識與創建的認知抗拒且無從謙卑，而墨守成規與保守退縮則成為對「躁進」的反饋與抵抗。

但這個潛藏着以年齡劃分的價值序列背後，其實彰顯的正是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裡的排他獨佔與扭曲。亦即，這個價值序列本身，是建構在透過層級化的年齡區分而來，年長者透過倫理性的結構確保分配資源。並且不重視（至少並非平行評價）開創性與承擔責任的本身，反而將此視為變動與崩潰既有結構之威脅。而更強調以經驗、穩固掌握群體秩序之鞏固的「年資」、「資深」等為核心價值的確認，也就是常聽到的「穩定」、「安定」與「和諧」為主要的強調價值。

在過去的農業發展作為社會經濟基礎的結構裡，安定性與社會階層的鞏固有利於國家統治的格局。於是，倫理性的家父長階層秩序非常的重要。此係維持社會經濟運作與安定的根源與必須。流動性與伴隨而來的風險是群體與社會中的不確定性因素，也當然與植基於此的統治關係存在對立性。身份與職業、附隨人身義務的土地關係都有偏向靜態的社會期望，也鞏固政治經濟結構的穩定與深化。

然而，今日的社會，特別是經濟活動日益強調流動與交換的社會下，創新、流動是社會經濟的驅力，同樣的單一價值秩序反成為社會的阻礙。當今的社會，更多的呼求每個人的自我實現。活力、創造與承擔（也同時意味著風險的管理與承受能力）是發展此價值與追求的特徵與核心。從而，或許我們可以推知，在承認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的現實基礎與規範價值下，可以理解個人價值漸受重視的社會將更能開闊的擁抱並鼓勵不同而多元的價值，而勇敢地挑戰既定的權威與價值體系。

「年輕人」，或不再強調經驗、老成，實則為更開闊接納進入參與的表現與實踐結果。也因此，「創造性破壞」在現代社會裡，不僅僅是現實，更是受到鼓勵且被納入政治經濟結構中的預設與設計。

從而，我們對於國外不同國家的「青年參政」，對我們社會與國家的啓示與理解，恐怕就不能僅僅自限於獵奇與特例的驚訝與好奇之中。更應該從結構與規範秩序去加以理解。其實，作為一個成人，也就是一國的公民，在規範上即已經確立其作為完全具備參與一國公共事務的資格者。從而，其意見本應同受平等地對待與評價。其「年輕」與「突破」的背後，是對於既定結構是否僵化，究否合理的檢證，當然有其寶貴的價值。

因此，民主價值較為成熟的社會，會將此作為自身政治群體開創性格的標榜。而一些成熟的政黨，更是有計劃且恆常地吸納與培養青年從政。其社會也多能對此有較為鼓勵性的持平對待。這類的參政，並非是「去政治」與「去脈絡」的標榜「清新」、「中立」等距離性的政治潔癖方式為之。反之，更為強調的是公共傳統而非倫理傳統。

公共政治，是本質也是真實，拒斥政治與神經質似地保持與政治的距離，本來就是奇怪與病態的存在。作為檢視，台灣的社會對於公共政治發展，其實還有太多的路途必須超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