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
一場「 海峽兩岸媒體前瞻論壇」，中國明擺著要用六點「共同倡議」操作「以民逼官」的氛圍，衝撞馬政府現行政策。這讓側身論壇的台灣公共媒體首長，公視董事長邵玉銘和中央社董事長陳國祥頓時從新聞工作者成了新聞當事人；加上文化部長龍應台。各自在公眾面前被好好的檢驗了一次！
1.龍應台
在藍營，準確的說應該是「馬陣營」中，龍應台的確是異數：她是唯一在兩岸事務上，不依靠「九二共識」之類的陳腔爛調，而能另闢蹊徑，開創論述的官員。特別在客居香港期間，她的筆下能把港、台的主流價值連成一氣，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尖銳的批評。一篇「請用文明說服我」，風靡了兩岸四地多少知識分子。
成為台灣政府組織改造後第一任文化部長後，龍應台展現了對兩岸事務的強烈企圖心。但她對於站上兩岸交流舞台其毛燥盲動的程度，讓文化部成了馬政府裡的一門「自走砲」。龍應台好對兩岸事務發表政策構想，但陸委會經常是兩手一攤：不知道。
遠一點的例子是商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中國早在2010年起就訴求兩岸簽署這項協議，用意在打破兩岸協議獨重經濟的現況，為文化統戰創造平台。當時台灣文建會的回應是「沒有這項規劃」，並且強調兩岸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保障智慧財產權」和「放寬通路限制」。這也是陸委會直到此時此刻的政策口徑。
但龍應台上任之後，開始出現一些和陸委會政策口徑不同的言談，例如接受BBC在一次訪問她後報導：「(龍應台認為)如果要簽署文化協議，會牽涉到陸委會、國安會、海基會，不是文化部單一部門可決定......，但她本身並不排除未來可能簽署兩岸文化協議。」
但如果記者拿著龍應台的說法再向陸委會查詢，得到的仍然是一成不變的說法。如果再追問陸委會，為什麼文化部似乎提出了不同的說法，陸委會發言人只會聳聳肩，把現行政策再唸一次。
一個更近、更明顯的例子，是龍應台在去年十二月中，拋出「兩岸共同申請」的方式，將阿裡山森林鐵路、太魯閣國家公園等台灣景點向聯合國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陸委會官員在立法院坦白表示，龍應台這項主張，他們是「看報紙才知道的」。
不管是和中國之間要不要，或者應不應該簽署文化協議，到直接牽涉到中華民國聯合國地位的「兩岸共同申遺」。龍應台的點子說拋就拋，似乎從不把體制上總理兩岸事務的陸委會，乃至於更上層的國家安全會議放在政策諮詢、協調的清單裡。
但這表示龍應台在兩岸事務上的唯一問題就只是過度進取嗎？並不是。在兩岸前瞻論壇引發的風波中，公眾又看到了另一個龍應台。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一月九號針對前瞻論壇風波邀請了陸委會、文化部連同陳國祥及邵玉銘備詢。國民黨立法委員陳學聖看得出花了很多功夫，談了一大篇台灣缺乏「對中國大陸的媒體政策」的問題。
但龍應台的回答是，媒體政策不是文化部管的，她也不認為文化部該管這一塊，但她會建議行政院重視...等等等。總之，你說的都對，但這件事我不管，也不該歸我管。
這話聽了真是讓人傻眼，先說一件事，現在外籍記者到台灣採訪，中港澳門的記者就是在文化部登記發證，其它外籍記者歸外交部。龍應台究竟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反正就是要把這事往外推。
文化部究竟管不管兩岸媒體政策？一個最好的例子是龍應台在去年三月二十一日行政院院會上的報告：
「出版也是國安議題。舉例而言，依規定陸資不能來台投資出版圖書雜誌，但是陸資很容易轉化為外資進來，我們已發現案例，也看到陸資購買國際期刊正體字獨家版權的情形。文化部會和經濟部嚴肅討論這個議題。」
上頭這一段文字，到現在還留在文化部網頁上。龍應台所指的，事實上就是「 彭博商業周刊」的正體中文版。它該不該進入台灣另當別論，但一個有權力把某刊物進台灣上綱上線定性為「國安事件」的部長，竟然可以在自己督導的公視和中央社前往中國交流出了大紕漏後，回過頭來在立委面前公然宣稱不能管，也不該管對中國媒體政策。
再者，龍應台在同一場質詢曾經向立委表示，她認為「以台灣現在媒體的體質，我們什麼都不怕，都可以讓他們(中國媒體)過來。」如果是這樣，何以彭博商業周刊進入台灣會嚴重到成為一起「國安事件」呢？
想管就大管特管，不想管就大推特推；耍起權力來手起刀落，規避監督時閃閃躲躲。這種前言不對後語、自相矛盾的姿態，只曝露一種心態：這是個只想享權力，不願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2.陳國祥
一月九號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段宜康對上陳國祥，「從台上到台下」、「從質詢到對嗆」的激情演出，吸引了大半的媒體版面。
但如今回望這一幕，卻有一點不忍。因為對新聞界的後生晚輩而言，陳國祥這個名字以往總是和「自立」和早年的「中時」連結在一起，因為不畏懼地批判威權時期的國民黨政權，而散發出一種引路人的光。
也許是新聞人當習慣了，或者直白一點，「修理人」習慣了。面對立法委員咄咄逼人的質詢，「被修理」的陳國祥很快就亂了方寸。這說的不只是後來他和段宜康的對嗆，而是更早，他面對陳亭妃質詢他「當場為什麼不抗議」時，他回答：
「下次我會考慮上台搶麥克風，並把主席打倒在地。」
這句話一出，站在他身旁的龍應台笑得好開心。卻也引來了後來段宜康的嚴厲質詢。經過和段宜康的「激烈交鋒」後，陳國祥曾經在自己的臉晝上大嘆立法院「不是說理的地方」。 但捫心自問，他自己面對陳亭妃的答詢，又有哪一點稱得上「誠懇理性」？
儘管陳國祥再三強調，自己當時做了「 四件事」來反制中方。包括：建議聯合報代表發言時提出不同意見；在當天下午的分組論壇時，提出個人意見，以及閉幕式後立即要中央社發出陸委會的回應等等。
但陳國祥沒有說的是，即使不能(或者他認為不該)當場退席；退一步可以退下來開記者會；再退一步可以馬上通過中央社發稿澄清；最後一步，也可以在回到台北後偕同邵玉銘開記者會說明身為台灣公共媒體負責人的立場。但他卻遲到四、五天之後，各方批評如潮水般湧來後，才藉著蘋果日報的投書「表明心跡」。
段宜康要問的就這個，但很不幸，用的是令他感覺受到羞辱的方法。只是和接下來曝露的事實比起來，言詞上的羞辱恐怕還是小事了。
陸委會、文化部或者陳國祥本人共同一致的說法是：「前瞻論壇」上的「六點共同倡議」是中方在閉幕式上「突擊」台灣代表。陳國祥強調「六點共同倡議」完全沒有徵求與會者的意見，「討論沒有經過表決，甚至連鼓掌通過都沒有」。
但聯合報駐北京記者隔天發出的報導，中央電視台活動承辦人口裡說的，卻是另一個版本：
「據了解，與會人員出席會議前，已先接獲央視寄發的『共同倡議』草稿，當時共有八項，大會閉幕時，最後公布時濃縮成六項。......央視當時曾徵詢與會者對倡議草案增補或刪修意見。多數與會者認為，「倡議內容」與一般會議結束後提出的結論或建議並無特殊之處......。」
對於這份中國運作出來，旨在「以民逼官」的「共同倡議」，陳國祥和邵玉銘究竟事先知不知情？陸委會和文化部究竟掌握多少事實？兩位董事長和兩個政府部會，與另一方和報導央視說法的聯合報，必定有一方是錯的。
但究竟哪一方是對的？不僅中央社再次陷入尷尬的沈默。在前瞻論壇現場，這麼多的媒體主管，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新聞人，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忠實地說出自己參與的事件真相。
真正讓包括筆者在內的晚輩新聞人感到悲哀的，其實是這個橋段。
3.邵玉銘
一月九號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段宜康對上陳國祥的激情演出，吸引了大半的媒體版面。然而這起事件讓筆者感觸最深的當事人，並不是陳國祥或者文化部長龍應台，反而是站在一旁，說話不溫不火，讓人引不起太多質詢他興趣的邵玉銘。
為什麼？這要從「保釣運動」和邵玉銘自己的著作「保釣風雲錄」說起。
舉凡年齡輩分和邵玉銘相當，七零年代在美國留學的台灣學生，只要關心時政，幾乎沒有不被捲進保釣運動的。在美國的保釣人士，又可以分成「左派」和「右派」，區別標準在於所認同的政權，左派醉心共產中國，右派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從當時的「政治正確」來看，左派是主流。不只因為共產黨拿下整個中國政權，還因為社會主義的理想彌漫西方知識界。在這樣的氛圍裡，保釣右派的處境異常艱難，幾次重要的大型集會，右派都是遭到圍剿，勢孤力單的一方。
1971年，包括後來的知名導演王正方在內的五名台灣留美學生應邀參訪中國，由當時的總理周恩來親自接見。其中之一的陳恆次返回美國後曾經公開發表演講，宣稱中國大陸的豬因為每天聽毛語錄，受到毛主席感召，晚上都會自動排隊去小便，豬舍因此乾乾淨淨，豬也不長癩，十分健康。
去年一月，邵玉銘發表了個人新作「保釣風雲錄」，如實記下了上頭這一段故事。像這一類在當時對當時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共產中國盲目崇拜的荒謬認同故事，在「保釣風雲錄」裡列舉了一個又一個。讀者可以感覺到真正催動邵玉銘出書的，是一股「和左派算一算歷史帳」的不平之氣。
1971年在美東，從布朗大學到安娜堡，保釣右派一次一次成為左派批鬥、嘲諷的對象。支持在台灣的蔣政權是保守反動的同義語，只有跟隨共產黨，獻身世界革命才是中國人的光明之路。
保釣的飆風沒能延續太久，大饑荒的殘忍，文革的荒謬和毛澤東在中國翻雲覆雨的罪行，逐漸被流過的時間淘洗出來。昔日的保釣左派或者噤聲不語，或者為文懺悔。反倒是像邵玉銘這樣在保釣運動之後仍然堅持返回台灣政府工作的「右派」，趕上了台灣政治民主化、自由化的「康莊大道」。
1987年七月十四日，邵玉銘以新聞局長、政府發言人的身份宣布解除戒嚴令。或許對他而言，當年保釣左、右派的鬥爭直到這一時刻才確定分出高下。 當年風光一時的左派，最後被證明只是走進了一班政治馬戲團；而那時受盡批判的右派，歷史如今還以公道。這也讓邵玉銘得以站上「歷史勝利者」的高度，堂堂皇皇的批判當年的左派犯下的四大錯誤：
一、對中共政權本質認識不清；
二、受到上世紀六零、七零年代「新左派」思潮影響；
三、許多人為民族主義沖昏理智。
四、有些左傾份子的言行，是一種政治投機。
2013年年初，邵玉銘出書批判當年保釣左派的荒謬，然而在不到365天之內。邵玉銘和一班台灣媒體高管站在人民大會堂，聆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教誨」：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民眾的共同願望，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是兩岸民眾的共同認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兩岸民眾的共同心願。這就是兩岸媒體交往的基礎。」
自由的媒體，是民主自由國家的特有產物。 媒體是社會的公器，向來以監督政府為職志。即令是民主政府，尚且要站在它的對立門，更何況是一個法西斯政權？這樣的使命，就算民間商業媒體可以為了一時的生存而放棄，但公共媒體豈能主張自己有「墮落的自由」？
做為公共電視的掌門人，邵玉銘不該不明白媒體的天職；做為一位保釣運動中的「老右派」，邵玉銘更不該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共產黨，和四十年前的共產黨本質上沒有不同。而邵玉銘批判保釣左派的四大錯誤，只要把第二點的「新左派」改成「黨國資本主義」，這四點就完全適用在2013年參加「兩岸媒體前瞻論壇」的眾家媒體老闆和高階主管身上。今天邵玉銘這樣書寫、批判四十年前的保釣左派；焉知再過四十年，會不會有另外一個人用相同筆調評價邵玉銘自己？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昔日「保釣右派」的邵玉銘，於今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