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正義

據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但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三人的寃屈，經過廿一年的煎熬，終於得到昭雪，無論怎麼說，總還應該算是某種正義吧？

然而，無論是建和他們及其親人，或義務律師團和救援團體，沒有人覺得高興，反倒都是面色沉重。有人說，這是對的，總要表現得低調一點，不要得意忘形引起人家的反彈。然而，這沉重的面色和心情，不是能刻意「表現」得出的；這種非常深沈的真實感受，不是旁人能輕易體會得出的。

有人說，當然啦，廿一年的青春歲月，是太過巨大的付出：任何時候只要一想起剛到手的自由，就不能不同時也想起已經失去的一切，誰能高興得起來？這話是不錯的，然而，事情並不止此。

如果回頭看看這蒙塵的正義，就會發現它形銷骨立，面容枯槁，絕不只是來得太遲而已；它不但沒有正義出場時該有的堂皇氣勢，還是躲在「速審法」背後，遮遮掩掩地溜進來的。

所有的報導或評論，重點都不在他們的無罪，而只強調「速審法救了三個人的命」；其中另有懷抱或別有心機者，甚至把這個為保障人權而立的速審法，說成是「為蘇案量身定做」，再加上「真相並未大白」的斷語。

至於多年來非要置他們於死地的眾多「法界人士」，這次倒是很低調，沒有再說什麼「我們都是第一名畢業的，說他們有做就是有做，絕不會有錯」；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感到很無奈」，意思就是，手腳被這個速審法綁住，我還能怎樣呢？

所以，這遲來的正義並不止是蒙塵而已，它已經被這個社會毫無批判力的輿論弄得灰頭土臉，面目模糊，難以辨認了。事情怎麼會這樣？學者專家，意見領袖，法學權威，怎麼都不說話？

蘇案的無罪確定，是台灣司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好不容易有一絲曙光，射進那充滿陰霾的傾頽的司法大厦，竟然沒有人闡述其意義，詮釋其來龍與去脈？

現任總統馬英九倒是說話了：「蘇建和案留給社會三個教訓：應該杜絕刑求及不當取供、提升刑事鑑識水準、擴大犯罪補償並增加金額」（中廣新聞網，二○一二年九月八日）。這些話相對於大家對所期待的正義而言，其實是不關痛癢的：重點根本不是「應該」如何如何，而是當「不應該」的事情就發生在眼前，當權者到底有過什麼做為？

更重要的是，對於「堅決採信刑求下的自白，堅決拒絕國際水準的鑑識」的這種司法怪獸，他到底有何看法？

再聽聽馬英九「三個教訓」之後的一段話：「如果蘇案在最早的階段蒐證，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也許受害人家屬，就不用經過這十多年的纏訟及煎熬」（同日蘋果即時新聞），這話更令人覺得詭異。

往好處解釋，他的意思也許是「早還三人清白，受害家屬就不用煎熬」；但「多年纏訟」的明明是建和等人，怎麼會歸到家屬那一方去呢？所以，他的意思莫非是「早該蒐證齊全，就不會讓三人逃脫了」？

當然，馬是第一位「拒簽死刑執行令」的法務部長，但對此他卻只說「當初停止執行死刑並沒有錯，因為全案確實有許多疑點，…偵查起訴時有瑕疵，使得後來的檢察官、法官無法正確判斷」（中國時報，二○一二年九月九日）；這種雲裡來霧裡去的說法，真是高度的政治語言，讓人一點也看不出他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用「許多疑點」就把事實真相帶過去了，用「無法正確判斷」就讓司法怪獸變得非常無辜了，然而這種似是而非的不沾鍋式語言，正是混淆是非，抹殺正義的最大元兇。

蘇案給我們真正的啟示是：「無罪推定主義 （不能證明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無罪的）」裡的「無罪」二字，就真的是「無罪」的意思，絕對不能把它偷渡成「必須判無罪---但搞不好事情還是你做的」。

我們應該了解，國家機器是非常強大的力量；它用我們的納稅錢養著大批的「專業人員」，這些人整天別事沒有，唯一的事情就是讓別人「伏法」：即使他們沒有「即早」蒐證，總還有其它的證據逃不過它的「法網」（「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指不會遺漏證據，而不是說不愁抓不到人）。

就以蘇案為例，一開始的時候，檢方也許迷信自白，自認已經破案，但在法庭攻防之際，當「刑求」、「兇刀」、「對質」等問題被辯方提出的時候，真兇尚未伏法，而軍方也保有所有資料，以國家整體檢調司法之力，怎麼可能堅持只用「廿四元硬幣 （沒有血跡）」當做唯一的物證，而連一個人證也找不出來？

說他們懶惰，或傲慢，或專斷，都是太過善意的解釋。合理的懷疑，就是他們不敢；不敢重啟調查，特別是不敢回應辯方對於證據的要求，以免出現證據而否定自己原先的「推定」。

那些別有心機的人喜歡說：「歷經那麼多檢察官、法官的審判，怎麼可能誤判」，許多老實人就被挑撥得滿心懷疑；但現在我們必須發揮批判思考的力量，問問自己，如果傾國家之力都不能處他們死刑，在渺小的個人和巨大的國家對抗這一條件之下，難道唯一的可能不就是：「他們原本是清白的」嗎？

這正是速審法最重要的意義。表面上的條文是：「審判時間超過六年，經最高法院第三次以上發回後，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有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就不得再上訴」（速審法第八條），但背後的思想是對於國家的「尊重」和對個人的「信任」：尊重國家為一巨大的、組織化的、集中的力量，如果這麼巨大的、組織化的、集中的力量對於某個個人，在長達六年的時間內都還不能取得一致的認定，那就必須相信那個「個人」的清白，並還他清白---而不是不明不白地放他回家！

多年來，人本教育基金會關心蘇案，一直有人在問：「你們不是教育團體嗎？怎麼管到司法去了？」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以上所談的種種，包括國家與個人的關係，難道不是教育上最重要的課題，而必須讓每一位師生、每個公民都好好想一想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