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想想】打狗吹水:速記「禁屠」在台灣:悼那亡於「禁宰活禽」的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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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園從事傳統宰雞業的58歲葉先生,自從今年5月「禁宰活禽」政策實施後,生計無以為繼,連房租都繳不起,終至萬念俱灰。上禮拜,葉先生擺上一桌酒菜宴邀鄰友,隨後便手拿殺雞刀割腕自殺。

於是,馬邦伯政權的制度或政策殺人,再添一筆。難過之餘,心生速記一頁「台灣禁屠簡史」,以為只雞絮酒,聊表悼意與記錄。

禁屠百百款

此次「禁宰活禽」的雷厲風行,主要是農委會看準H7N9禽流感尾隨中國台商入台之「天賜良機」,強勢宣布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以土雞屠宰為主)政策將提前至5月17日實施。但早在2006年,農委會即曾希冀推出「禁宰」政策以禁絕禽流感。事實上,「禁宰活禽」政策是以衛生屠宰、低溫運輸與雞隻品牌建立等目標為理據,但由於,此政策有利於大型業者,對傳統現宰活禽業者卻可能產生衝擊,以致爭議四起而延宕多年。

其實「禁屠」牲畜活禽的理由相當多元,從宗教到環保生態等理由,不一而足。以宗教理由為例,中國唐代女帝武則天曾以全民崇佛之名,下了禁殺牲畜與禁補魚蝦的命令;又如日本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也因崇佛尊儒之故,而頒佈一道激進的動保法—「生類憐憫令」,皆是此類。當然,1975年蔣介石駕鶴西歸之後,為了讓台人也能「同體大悲」一番,據說也曾全台禁屠三日。

至於,早年臺灣傳統市場在農曆每月初三、十七兩天,禁止屠殺牲畜,所以休市。猜想此乃是民間普遍初一、十五拜拜,公司商家則是初二、十七拜拜,繁忙的大市過後,拜拜準備的多餘供品物資可滿足家庭多日需求,同時市場也可趁此二日公休。

當然,「禁屠」的另一面則是「不吃肉」。事實上,隨著動物權觀念的推廣,「世界無肉日」(International Meatless Day)成為一種新興社會運動,直至2009年台灣也跟隨國際「全球週一無肉日」腳步,推廣無肉運動。教育部更曾發文國中小學推行「週一無肉」之素食減碳運動,但此政策美其名是鼓勵學生多菜少肉的健康減碳,但背後則是迎合馬英九喜愛的「新生活道德運動」—不斷把制度結構問題,轉化成個人道德的生活問題,如脫掉西裝搞節能節碳等。後來,高雄中山大學跟進,並推出每月六號為「無肉日」,禁止校內餐廳肉食供給,遂引起學生「假減碳之名,行剝奪飲食自決權」的指摘抗議。

不論阻絕供給源的禁屠,抑或從需求面的無肉抑制,早年台灣「豬公」(豬牛羊)可不是隨便任人宰割。同時,從「殺豬」過程,更可管窺一頁流亡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權建設之歷程呢。

「殺豬」與「中華民國」在台灣

國民黨政權流亡入台後,恐於中共威脅下的「政權存亡」焦慮,遂轉化成經濟上兩大目標:經濟穩定與資本積累。首先,穩定表現在對物價的高度控管一事上,如碼頭工人搬運費、三輪車資、腳踏車保管費、理髮、浴室、旅社、豬牛羊肉、洗染、縫紉、碾米與腳踏車等物價,皆是透由議價訂定。1959年的「八七水災」,限制物價專案小組,更頒行全台豬牛羊三牲禁屠八天、非禁屠日限制購買,透由限價、限購與禁屠進行肉價管控。

八天禁屠之後,每星期二跟五為全台的「無肉日」,期能以此政策「節省毛豬以供外銷」。由於1950年代末,美國對台美援始從無償改為貸款,並逐步終結之,國民黨政府被迫轉向出口外銷,以便賺取外匯填補財政缺口,成就後來的出口導向。同時,為了阻絕民間私宰規避「屠宰稅」,還設有「屠宰管理員」,這屠管員主掌的並非衛生問題,而是稅收多寡哩。

國民黨政權流亡來台後的「屠宰稅」,承襲著過去其在中國的包征制(tax farming system),亦即將此稅外包稅收商徵收,直至1952年才設立臨時約聘的屠管員進行收取。換言之,屠宰稅從包征制改由臨時的屠管員負責,意味著國民黨在台灣的基層統治已開始逐步深化,更是其在台灣社會扎根落腳的一個表徵;畢竟,當一個統治中樞對社會基層控管鞭長莫及之時,往往只能利用「外包收稅」的方式完成稅收汲取。

學者嘗言,當代國家打造(state building)常是透由戰爭過程中,為了有效汲取戰備物資—丁錢糧,而逐步鍛鍊出治理臂膀(administrative arms)。國民黨政權之所以能夠在台灣透由基層屠管員,而非前現代式的包稅商收稅,主要得力於國共內戰狀態在區隔著一個海峽後成為國境間戰爭,讓丁錢糧的盤剝成為可能,否則同一個土地上的內戰,任何的盤剝都將為對手創造出支持者。從國境間的戰爭狀態中,國民黨的治理臂膀便不斷地拓邊深根,國家政權建設(state building)也逐步完成,讓台灣成了國民黨政權成立後的最有效統治階段。

領18%的屠宰管理員

由屠宰場屠宰,並非素食主義者的「禁屠令」,也非基於衛生安全之理由,純粹是為了禁絕「私屠」所造成的逃漏稅,例如1966年之時,省議員吳泉洝即曾提出質詢認為,屠宰管理員根本無能力瞭解豬隻有無疾病是否可供食用,應改為獸醫擔任才是。當年,若查獲私宰,則課以5倍處份,後來增加到10倍處份。根據統計,屬於地方稅的屠宰稅,曾佔縣市財政整體收入10%以上,足見當年屠宰稅對政府之重要。

直至,1987年4月,屠宰稅終於停徵,走入歷史;此一歷史時間點,也剛好符應台灣內需消費社會逐步的形成。1980年代台幣被迫升值之後,出口型的工業資本陷入窘境,內需型的服務業則成為新興投資標的;例如,從1987年到1990的三年時間,台灣的批發零售餐飲業竟成長了十倍之譜。屠宰稅的停徵,也就間接說明了台灣稅收結構已毋須倚靠戰爭動員年代中,各種具備抑制消費而來的稅徵項目,反倒可逐步倚重鼓勵消費所造就的新興稅目。

當年,為了確實課徵以及防止逃漏屠宰稅,設有「屠宰管理員」職缺,屬於財政稅捐稽徵單位之編制外雇用人員,此乃由於過去國民黨政權的戰時體制,藉由權宜性的外掛體制外人員,不僅可創造出暫時安插之職缺養人,更可藉此讓已經過於臃腫的正式政府體制毫無節制地龐大。儘管,屠宰管理員一直跟政府陳情,要求將其納為稅捐機關的正式編制,但依舊是各憑本事轉入公職。一旦轉正之後,屠宰管理員的年資,即可跟胡志強等人一樣,將其黨工年資併計入公職年資,領取由納稅人補貼的18%退休優惠存款囉。

走筆至此

話說,人在公門好修行,但「公門」也是惡業造作最易之處。尤其,環顧馬邦伯政權的官員,幾乎其內心都不經意地流露出某種殖民優越心態,口頭上雖以善意或改革為名,但實則潛藏著「教化落後」或「提昇台巴子水平」之心態。是故,欠缺他者關懷的官員,往往成了以「政策」之名殺人的劊子手。不論是從H1N1疫苗、或公糧收購、以至當下的禁宰活禽等等,皆可見哀哀無告的草民身影,倒在政策背後的血泊之中。

或許,「禁宰活禽」政策不論基於衛生、或何種理由,遲早必須實施,但桃園的葉先生卻以性命告誡冷血官虎與社會,政策除了良窳與優劣之考量之外,是否也應該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多一點人性與溫柔的想像呢?!畢竟,在冷冰冰政策執行的最前線,都是一個個鮮活與有血有肉的小民啊?!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