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旅美作家
作者： 阮銘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13/10/31
如果社會制度把某一群體、某一階級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難上，那麽，這種制度就不合理、不道德。
以賽亞•伯林
阮銘先生離開中國24年之後，我也選擇了離開。我離開的2012年的中國，比阮銘離開的1988年的中國更加不堪——大國崛起的表象下，山河汙染，人性敗壞，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共產黨正在轉型為納粹黨，法西斯主義露出了尖銳的獠牙。
年逾八旬的阮銘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輩的人物，他在回憶錄中條分縷析的流亡之路，於我而言，未嘗不是一部未卜先知的教科書。英國作家沃(Evelyn Waugh)認為，「人的本性是流放者」，熱愛自由並追尋自由的人啊，哪一個，不是走在放逐與自我放逐的旅途中？
鄧小平道路跟毛澤東道路有多大的差異？
上世紀80年代前半期，阮銘曾在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身邊工作過，並參與起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歷史性的文件。他深味中共高層權力運作的秘辛，對毛、鄧兩個時代都有深切體認，在海外出版了厚重而紮實的代表作《鄧小平帝國》。
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旗幟與道路，曖昧不明，忽左忽右。左派為習近平向毛澤東鞠躬的舉動而歡呼，右派為習近平向鄧小平致敬的行為而叫好。於是，左右逢源的習近平，賺到的金山銀山比青山綠水還多。
左派，尤其是毛左，我不予置評，也不值得我給予任何一句評價。而所謂的「右派」——或曰體制內改革派、溫和改良派、憲政民主派、普世價值派及自由主義者們——一廂情願地為新君唱贊歌的表現，則讓我大跌眼鏡，禁不住有話要說。人們看到習近平重走一趟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路線」，就把習近平看做是又一顆「大救星」。然而，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即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真有本質的差異嗎？真是針尖對麥芒嗎？
惟有讀史才能使人明智。阮銘是一名少有的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中共黨史研究者。在這個時刻，更需要讀一讀他的有關著述，包括這本獨一無二的回憶錄。在阮銘看來，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叛徒，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鄧小平充其量就是「修正主義者」而已。在維護共產黨一黨獨裁這一「核心利益」方面，毛與鄧並無二致。胡耀邦與趙紫陽從未有過取鄧小平而代之的意圖，鄧為何要罷黜胡、趙，轉而選擇江澤民為接班人呢？阮銘分析說：
鄧小平只是在開創改革大業時，才需要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有新思維的開創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鄧小平擔心的正是開創型新領袖的新思維，會改變他鄧小平帝國的舊路線，特別是他「絕不能讓」的政治思想領域。他需要的正是另一個「華國鋒」，遵循他鄧小平的「凡是」永遠不變。
這個看法如老吏斷獄，切中肯綮。此後的胡錦濤、習近平都算是「盜版的江澤民」，才可能被此種「優敗劣勝」的體制選中而上位。
習近平強調，「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都是共產黨的榮耀和成就，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同室操戈。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這個說法是成立的。毛知道鄧是共產黨體制的忠臣孝子，才留下鄧一命；而鄧執掌大權之後，果然保留毛澤東紀念堂、天安門毛像以及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毛、鄧的治國之道雖有差異，在意識形態上卻都是「銅牆鐵壁」。
這一點類似於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異同。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在回憶錄中論及西方對周恩來的誤解。很多西方人認為，在中國的權力鬥爭中，周代表的是「好人」這一邊。但李潔明清楚地指出：「周恩來是個強悍、堅貞的革命黨員，過去曾有過動用暴力的紀錄。他之所以開啟和美國溝通的管道，並非因為他喜歡或欣賞美國人，或是美國的制度，而是因為中國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蘇聯的力量。」鄧小平也是如此，他開啟改革開放的道路，並不是要給中國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乃是為拯救共產黨自身搖搖欲墜的統治。
可惜，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國內部，仍有那麽多人對鄧小平的崇拜五體投地，甚至為習近平傾向鄧小平多一點而祈禱。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所寫的關於鄧小平傳記，甚至為「六四」屠殺辯護——傅高義曾經當過阮銘在哈佛訪學期間的房東，卻不曾吸納阮銘對鄧小平鞭辟入裡的批評性看法。
只要是反對共產黨的人，就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嗎？
阮銘以海外流亡者中的「烏鴉」自詡，雖然這個名字是別人為他取的，他本人卻甘之如飴。從這本回憶錄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有限地參與過一些海外民運活動，大部分時間都輾轉於美國各大學和基金會之間，讀書、寫作和研究是他的興趣所在。他不是政治活動的弄潮兒，只是偶爾涉足其間，不小心打濕了鞋子而已。
沒有人喜歡聽烏鴉的聲音，沒有人喜歡聽批評性的言論。這些年來，海外民運的路越走越窄，不僅幾乎在西方主流社會銷聲匿跡，也基本不受海外華人社群的認同和歡迎。沒有任何一個人物與組織，享有清末時康梁、孫中山的那種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民主人士與經濟崛起的中共政權相比，確實實力懸殊。但是，反省與檢討仍然必要，若任何批評意見都不願聽取，而是熱衷於「抓特務」的遊戲，民運與共產黨又有什麽差別呢？
在這本回憶錄中，阮銘對90年代初期民運在轟轟烈烈的熱潮之下潛在的敗相已有所覺察。他寫道：
討論到「民陣」的組織屬性，會上的「三巨頭」，陳一諮和萬潤南兩位「實力派」領袖一個代表「體改所」派、一個代表「四通公司」派，都傾向列寧式政黨。
用共產黨的模式能戰勝共產黨嗎？既然你變得跟共產黨一模一樣了，為什麽還要反對它呢？短短幾年之間，阮銘又發現：「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新夢，都是不願或不敢直面現實，喪失了民運前進的目標。而愈無目標，愈內鬥；愈內鬥，愈無目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爭鬥的都是權和錢。」毛的鬥爭哲學深入到每一個反對共產黨的人士的骨髓之中。
書中有幾處涉及作為流亡者群體的精英組織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內部分歧與興衰史。書生的爭鬥，亦堪稱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與好幾位當年的學社成員是交往頗深的朋友，對學社的歷史與掌故多少有所了解。我並不完全認同阮銘對諸多人事、理念的紛爭與糾葛的判斷，但我覺得，學社雖小，可作為透視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中國文化的病癥的一個標本，也可以作為分析中西文化衝突的一個典型個案。所以，阮銘書中披露的部分內容，是彌足珍貴的史料。
與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淵源更為深厚的蘇曉康，在《離魂歷劫自序》中如此描述學社當時的光景：
普林斯頓收留的「精英」、名流，因為不懂英語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團，遂成一「中國城」，派對每周必有，還非唱「文革歌曲」不可，要不就是《血染的風采》。沒有誰受過基本的學術訓練，卻常常要辦學術討論會，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慚，預言中國，還都會侃幾句文化；否則怎麽叫「訪問學者」？
老實說，很多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不過，皇帝的新裝，誰也不敢戳破，戲還得演下去。美國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可是這些流亡者的心靈真的得到了自由嗎？未必。蘇曉康感嘆說：「這班大名鼎鼎的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擁有一輛破車和不再擁有崇拜者之外，仿佛並沒有生活在美國。」若非經歷生離死別之劫難，蘇曉康的自我反省與解剖，又豈能如此痛徹肺腑？
流亡是一段精彩的新生命的開端
1988年離開中國的時候，阮銘本是想暫時出來透透氣，未曾料到次年發生了「六四」慘案，從此便有家難歸。這本回憶錄集中描述作者在美國的生活，美國的大山大河，在其筆下嫵媚多姿，作者本人的生命狀態亦多姿多彩，所以方能「相看兩不厭」。對於接納無數流亡者，讓他們在此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言說的美國，作者充滿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作者又並非「惟美是從」，對於從老布希到喬布斯(Steve Jobs)等向中國暗送秋波、「與狼共舞」的美國政商人士，他亦是不是地直言批評。
阮銘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獄裡，三分之一飄泊在地獄外。」那自由的三分之一的時間，比起那不自由的三分之二的時間來，不知道要快樂、幸福多少倍。阮銘離開中國時，已57歲，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齡。但在這本回憶錄中，讀者看不到某些流亡者身上的那種化不開的哀怨、愁苦、失望的情緒。二十多年來，阮銘著述十餘部，在美國和臺灣的大學開課數十種，緊張、忙碌、充實，開辟了堪稱「笑傲」的「人生下半場」。思想家伯林說，流亡是一條康莊大道，阮銘當有同感。
所以，就連失去中國護照和中國國籍的那一刻，阮銘也輕輕寫來，一筆帶過：
中國領事館的答覆是拒絕延期。我問為什麼？回答是：「政府不滿意你寫的文章。」我再問：「 難道文章觀點不同，就可以剝奪我的公民身份？」回答是：「這個我們不能回答，我們也是奉命行事。」這樣，我就成了無國籍的漂泊者。
此刻，並無斑駁之血淚，更沒有地動山搖之痛。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家國情感可謂「千年一貫」，如棺材蓋一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阮銘卻能做到「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從美國到作為美麗島的臺灣，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家園，何必對那個早已淪為爛泥潭的中國牽腸掛肚呢？比「葉落歸根」更高的價值，是與自由為友、與自由同在。
智者的流亡，不是智者本人的錯，而是迫使智者流亡的國家和制度的錯。英國歷史學家理查•皮佩斯在《共產主義簡史》一書中指出：「為了追求全體一致，共產黨政權使用了流放與監禁等辦法，企圖讓那些無法與其一致的人保持緘默，但這些人往往也是最具有才能與創造精神。其結果是，由於能存活下來的通常是最依賴以及最能配合的人，因此所有的創新行為幾乎無法出現；因此，既然共產社會無法讓最好的人才留下來，日複一日地陷於困境也就無可避免。」一個被土匪綁架的國家，有什麽榮譽可言呢？我只能預測，哪一天，睿智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流亡他鄉；哪一天，中國本土才是值得其公民自豪的自由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