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自由的辯證：關於香港國民教育學科爭議的反思（上）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試圖在小、中學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學科的政策，激起香港公民社會的強烈反對。長久習於自由的港人拒絕北京的洗腦教育，應是可預期之事，然而從一海之隔的臺灣觀之，這個事件的世界史意義卻是清晰無比：如果97領土轉移意味著中國在香港進行國家權威建構（state-building）的開端，那麼國民教育學科則是中國想要把港人改造成「真正的中國人」的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工程的起點。

國民教育的支持者主張，國民教育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世界各國都在施行。香港既已回歸中國，自當施行國民教育，培養國家認同。

表面上看來似乎如此，因為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確實被切割為近兩百個主權國家，這些國家大都將自己界定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有國號、國旗、國歌，而總數七十億的人類則被納入非彼即此的國家之內，接受教育，學習對所屬國家的忠誠。

我們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無國籍者難以容身，無處可逃的世界。

然而我們必須理解，凡存在者並非皆合理，這個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毫無問題的。

已故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家Ernest Gellner曾經為民族（nation）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下了簡潔的定義：民族是享有共同意志、共同文化與共同政治邊界的共同體，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意識型態，它相信這三種邊界的重合，乃是最自然、合理的秩序。

然而Gellner告誡我們說，人類社會的文化與政治邊界自古以來就是混雜、模糊而不一致的，三種邊界的重合根本不是人類的本然面貌，而是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產生了對同質、流動的，可以替換的勞動力的功能需求，然而同質化的社會不會自然發生，需要政治力的介入去促成。

這就是十八世紀末誕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歷史任務：去「糾正」「不自然的」文化與政治邊界混雜的狀態。Gellner將這個邏輯濃縮成以下箴言：「不是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

這個「民族主義創造民族」的歷史過程是血跡斑斑的，因為任何試圖「清理」駁雜交錯、邊界模糊的人類地圖，將它改造成條理井然，彼此分隔的文化政治區塊的嘗試，都不得不仰賴暴力。

政治學家Ben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所描繪的四波先後出現的民族主義—─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革命、歐洲的群眾性語言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亞非反殖民民族主義—─在短短兩百年間整個重劃了人類政治地圖，創造了今天我們所存身的民族國家的世界。

然而這也是最血腥的兩百年，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們為了使政治邊界符合文化邊界，涉入了革命、戰爭、征服、奴役、強制遷徙、同化、教育灌輸、種族清洗與滅絕；他們付出重大的犧牲，創造了過去從未存在的民族與國家，但也造成了無數語言、文化、族群的消失。

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世界，我們信仰為神聖美麗的疆域，其實有著一個不神聖的，暴力的起源。

上面這幅殘酷圖像，不只是亞、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史，而是源於西方文明核心地區，然後逐步擴散到全球的世界史。被認為是文明先進國代表的美、英、法等國，都在這段殘酷物語中一一現身。

本文所關心的主題—「國民教育」的原型，就是第三共和時期的法國所創造的，它的目的在經由強制的語言同化與愛國主義灌輸，將佔人口絕大多數，完全不說法語，沒有法國認同的農村民眾改造成「法國人」。

一般認為極度自由開放的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為了同化大量來自東歐的新移民，也進行了激進的第三共和式國民教育。「Melting pot」這個看似無害的暗喻之中，包含了渴望消滅他者的國家暴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