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想像與政治小說:改革與熱情(1970s/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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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回到2012年中國十八大前夕。

兩種現象同時出現在台灣:首先,關於中國共產黨高層政治人事異動的各種傳聞、流言佔據媒體版面,其次,則是專家學者們的發言,他們或許從派系政治、意識形態光譜、地方政治人物前進中央的比率甚至從具有國有企業經營者進入領導階層的比例分析可能的新領導班子及其未來走向。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幾乎都是從政治精英的變化看中國,我們其實都不十分清楚政治精英以外的中國人的政治想像。在政治想像方面,中國是一個頗為特殊的國度,從晚清以來的歷代政權,政治小說從未斷絕,這幾年,官場小說更是中國流行文化的一環。

如果僅從改革開放迄今三十五年來看,三種政治小說類型與題材相繼出現: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政權最為著重的生產單元-工廠的現代化生產模式的改革,是「改革文學」共通的主題。19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貪腐大案的出現,「反腐小說」以及翻拍的電視劇成為主旋律。2007年迄今,官場小說成為流行文化的一環,官場生存術成為主題,潛規則、如何為領導欣賞等充斥小說,其中,部份小說作者更是官場出身。

這些正折射出中國政治變遷過程中大眾的政治想像。

〈可能發生在兩千年的悲劇〉:保守力量是否復僻?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在官方的歷史敘述當中,這是中國從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走向鄧小平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起點。然而,在這個歷史起點當中,有人帶著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專政的疑慮不安思索中國的未來,也有人帶著樂觀的期待,準備在現實的廢墟上重建中國。

疑慮不安與樂觀,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政治小說的內容。

1978年冬天,北京西單民主牆出現大字報,緊接著,《中國青年》與《北京之春》等刊物相繼問世。首號的《北京之春》1979年1月創刊,發刊詞當中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科學的鮮花將迎著飛雪與春寒到處怒放」展示了將民主視為現代化進程一環的企圖。

1979年五月號的《北京之春》發表一篇引起廣泛討論的政治小說<可能發生在兩千年的悲劇>。這篇小說的背景是1988年,中國領導人(指鄧小平)因病過世,緊接著,幾個領導人接續病死,中國陷入弔詭的氣氛。2000年,中國舉行十八大,新的統治集團批判已逝領導人並清理以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200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新的領導人除了在天安門檢閱五百萬人的遊行大軍,也發表重要談話:堅決消滅黨內資產階級、實現一元化領導、清除腐朽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清除西方資本。

10月2日,西單民主牆馬上出現署名余悸(心有餘悸之寓意)所寫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內容二十二年(即1978年的西單民主牆)前即已貼過一次,文中質問中國國情:「中國人多國大,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改善緩慢,唯獨政局瞬息萬變的速度使任何現代國家都目瞪口呆。」

〈喬廠長上任記〉:與官方相符的現代化定義

《北京之春》所質疑的是中國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涵納民主的現代化國家,不過,所謂的現代化卻得到了另一重解釋:現代化意味著科學的生產與管理模式。1979年7月《人民文學》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揭開「改革文學」(描述改革開放歷程的文學)的序幕。

小說開篇的兩句話洋溢追趕現代化之情,「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日本日立電機廠,五千五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咱們廠,八千九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說明什麼?要求我們幹什麼?」與日本日立電機廠同樣的年產量,但卻足足多了三千三百人完成,這顯然是工廠管理與效率的問題。故事主角喬光樸,早年留學蘇聯,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批鬥無法發揮所長。文革期間的工廠景況,政治高於一切,用小說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的工業界,出現了一批政治導演,一有運動或是工作上遇到難題,就召開群眾運動,遊行、呼口號,工廠像是政治舞台,原是生產動力來源的工人也改頭換面成為政治劇本的群眾。」

不過,四人幫倒台未必代表工廠重回正軌,四人幫倒台後兩年六個月工廠仍未達到生產指標。喬光樸挺身而出,自告奮勇擔任廠長,改革廠務,在重重困難中工廠改造漸露曙光。

 
〈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之後,引起強烈迴響,一方面,描述工廠改革的文學接續問世,諸如柯雲路的〈三千萬〉(1980)、張潔的〈沈重的翅膀〉(1981)等。前者描述工廠改革如何突破中國人際網路關係千萬重的歷程,後者更是透過小說帶出與先進國家工廠管理模式的比較。

另一方面,小說中的喬光樸也成為宣傳機關的樣板人物,例如《人民日報》於1979年12月17日頭版刊登了一則安徽工人自薦廠長的新聞、1979年12月30日則刊登了北京一家廠長的事蹟,一如喬廠長鑽研科學生產方法,這家工廠廠長沙葉則是透過日文鑽研最新的工廠管理方法。

必須指出的是,改革文學與官方意識形態有彼此扣合之處。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訪日搭乘新幹線的一段話頗為經典。當日本記者問他搭乘快速的新幹線列車感覺如何時,鄧小平一語雙關地回答「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快不只是新幹線列車的快速,也是改革開放的快速。

在官方眼中,快是必要的,就像改革小說裡不約而同提到的生產模式的改變,但這個快不包括《北京之春》所呼籲的視民主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環。儘管改革開放之後,國門重新打開,年輕人們在文化熱的氛圍當中在思想、在國情比較的摸索當中隱約已有參照系以及改變現實的企圖。

《新星》:消逝的政治熱情

年輕人對政治體制的熱情,在《新星》當中一覽無遺。

1984年柯雲路的政治小說《新星》出版,這本書在大學生之間爭相閱讀,1986年這部小說改編為同名電視劇,更是萬人空巷。小說主人翁李向南,1977年進入大學,畢業後原有機會在其父親安排下在北京擔任幕僚工作,不過,他卻選擇下鄉擔任縣委書記,最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封閉的農村開始。

李向南雖以鴻鵠之志進行各種改革,但他卻處處受到代表官僚主義的縣委副書記的傾輒,如同電視劇旁白所說的,「中國要崛起,必須有現代化的文明。然而,封建幾乎把人窒息。」最終,李向南改革未成,但他已體驗了不少基層情況,年輕的他知道中國的改革必須仰賴更多的資源而非包青天式的英雄主義。

李向南是一代青年的寫照,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許多1968年下鄉的「老三屆」(指1966、67、68年畢業的初高中生)時隔多年之後,才得以進入校園。由於下鄉了解基層情況,也因為大學學歷較為純正(文革時期大學生是以政治標準選拔大學生,這些大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畢業之後,這批年輕人普遍受到重視。

2012年十八前夕,曾有評論者指出這本小說的李向南正是習近平。不過,幾位80年代的親歷者則指出原型並非習近平,而是80年代的「改革四君子」-翁永曦、黃江南、朱嘉明與王岐山中的翁永曦。翁永曦與黃江南早已從仕途下海經商、朱嘉明1989年後在維也納大學任教,近年曾來台灣講學並出版著作、王岐山則為國務院總理。

改革四君子的人生歷程,恰如中國政治變化的縮影。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