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想想】台韓斷交21週年：台灣外交的反思與批判

編者註：甘比亞宣布與台灣斷交，台灣上下一片震撼，顯然毫無心理準備。【首爾想想】楊虔豪在今年8月24日與30日刊登的兩篇專欄文章，回顧當年台韓斷交的情況，值得再度思考。本文首度刊登於2013年8月24日。

1992年8月24日的MBC晚間新聞開場：「各位觀眾晚安。大韓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不過兩分鐘毫無冗言贅語的建交簽字與文件互換，預告著上半世紀東北亞冷戰的終結。這是打開我國走向韓半島和平統一正向目標的一瞬間，今天晚間新聞我們將延長為一個半小時對韓中建交為您做多角分析。」

「在政府成立後48年間身為第一個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國家的台灣，我國使館大門即將關閉。為了韓半島和平統一與我國利益不可抵擋的趨勢，中韓建交不可避免。但同樣身處東洋的台灣，我們希望繼續透過民間層次進行實務交涉維持與他們的情分。」

當天南韓MBC電視台的晚間新聞首先就播送了韓中外交部長會晤與簽字的畫面，預告著新時代的到來。但對於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而言，特別是報導到將與台灣斷交、南韓駐台大使館即將關閉的消息，那是淒涼甚或冷酷的。同時電視上未報導的，是原本位在漢城(首爾)明洞的我方駐韓大使館無預警的被讓渡給北京政府，突然接手。情分並未維持，台灣竟成亞洲反韓佼佼者。而隨著台韓斷交後，雙方飛航中斷，兩國來往就此阻絕超過十年時間，直至2004年中才得以復航。

有關台韓斷交前後背景與事件交代最為詳細的紀錄，莫過於8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韓特派員的朱立熙老師所著的「再見阿里郎」，包括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的外交轉變及中間所發生過的重大情事，該書可說是目前中華圈內僅存的現場觀察資料。

國民黨曾協助大韓民國在上海成立臨時政府，所以自認為對其有直接功勞。二戰後，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又同時站在以美國為主的同盟陣營，兩方被視作反共戰友。到國府來台後，長年來台灣在國民黨懷抱大中國情懷的操作下，台灣面對南韓一直都是以「上對下」的姿態與其互動。

「我還記得在我小學時，我們每一班學生們還要每個人在小卡片寫下想對蔣介石委員長的話以表示我們對他協助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並提供奧援致上誠摯謝意。」65歲的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長安京煥在今年和筆者見面時如是說道，這應是兩方情誼最為穩固的蜜月期。

但在此之後，南韓政府開始企圖拓展對外關係。前總統朴正熙於1973年發表對共產國家開放的《六二三宣言》並實行《北方政策》，除承認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地位，也開始嘗試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接觸與交流。這個政策基調一直至全斗煥與盧泰愚執政時期仍然持續。換句話說，儘管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但大韓民國政府不避免並且極為渴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往來，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廣大市場、豐富資源與廉價勞工對南韓來說當然是極大誘惑。

但盤據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面對南韓仍以天朝自居而未有深刻察覺，而從1982年開始不斷傳出的中國人士挾機經過南韓欲來台「投奔自由」事件，渴求與北京對話的南韓政府終於得透過此次機會接觸，但同時台灣社會因國民黨與媒體煽動的「反共」氛圍使民眾無法能理解南韓扣留這些「義士們」的動機，儘管最後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最終幾乎都順利來台，但台韓兩造矛盾遂日益增加，而韓方卻因此在對中外交上有了初步突破。

而至1987年盧泰愚競選總統時，其直接喊出「與中建交」的口號，當選後與中國的交涉更加頻繁，準備建交事宜，此時的台灣已被南韓徹底冷落，但國民黨政府除了訴諸意識形態炒作外，並未能提出具體且有效的方式推動務實外交為台韓關係做最後努力。

《再見阿里郎》一書就曾提到，中華民國的駐韓外交官員幾乎無心經營外交事務，靠外交特權進口免稅車並脫手賺取暴利，甚至從事走私賺取不法利益。另外，也有人提到，至斷交前一刻，中華民國政府都處於狀況外。

在1992年斷交前後任駐台特派員的曾任職於南韓大報的一主管級資深記者向筆者透露了當時其所得到的情報。他說道：「韓中建交這事情，由於我們政府怕激怒到北韓，所以一直列為極機密。盧泰愚政府對相關事務口風很緊，對台灣也不敢明講。」

「不過，李相玉(時任南韓外長)曾約了當時台灣駐韓大使金樹基在樂天飯店見面，主動要向他暗示即將斷交，但金樹基卻沒察覺出來。他所能確定的消息來源只有南韓國防部幾位盧泰愚親信，但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實際情況，只跟金樹基講說台韓不可能斷交。」

該記者還表示，在氣氛丕變的1992年春天，李登輝還派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擔任特使，直奔青瓦台和盧泰愚會晤，當時蔣彥士直接和盧泰愚詢問斷交。「但盧泰愚怎麼可能會公開說出實話？該暗示的都暗示了。盧泰愚只是笑笑地回應：『沒有這種事情』。」該記者說道。最終，南韓仍然在8月第4個星期宣布與中國建交。

「台韓斷交搞砸雙方情誼，南韓政府要先負起責任。當時政府完全沒給台灣方面準備與緩衝的時間，包括大使館轉讓、公使人員離境等問題，沒有事先告知，之後中國就來接手了，這當然會讓台灣人感到難過。」該記者以十分同期台灣的口吻惋惜道。

但該記者也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同時存在嚴重問題，他以作為南韓記者的立場批判道：「錢復和金樹基，兩人甚麼事都沒做，也反應不過來，查覺到事態不對卻已經太遲了，才來開始把錯歸咎在南韓，指責背信忘義，然後煽動台灣社會的反韓情緒，他們並未盡到外交官員應有的責任。」

而反思台韓問題與台灣的外交處境，《再見阿里郎》作者朱立熙老師也認為國民黨政府在處理外交問題上極度缺乏彈性。他向筆者表示：「為何每每有國家跟台灣斷交，台灣總是如此狼狽不堪、灰頭土臉？擔任過外交部長的蔣孝嚴曾跟我說過『人還沒死，不能把棺材先買好！特別是台韓兩造特別敏感，先發制人反而可能收到反效果，加速北京與韓方合體，讓台灣難看。』但這樣來看，台灣也就沒能先做好斷交的後事安排。框在這種論述中，只注重面子，反而無法務實與其他國家發展關係。」朱立熙認為這種思維瀰漫在台灣的外交體系中：「就是因為所有外交官都持相同看法，所以台灣才會死得那麼難看。」

時隔21年，已沒有多少人會再回想起台韓斷交前後如連續劇般的細部情節，唯一在外交戰場上留下的鮮明道理是「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與敵人」，而彼時此時，台灣政府對於在世界影響力日增的南韓，仍然無法有深刻了解並做出務實對應與其來往。台灣仍然只會忌妒韓國成長傲人，只會謾罵韓國背信忘義、小動作盡出，卻不知檢討自己為何不如人了。21年過去，我們仍在原地踏步，經濟也是，外交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