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修辭的兩大錯誤

近日，中學教科書又因對「日治」與「日據」兩者修辭看法上的分歧再起波瀾。根據聯合報於七月十七日〈日治還日據？歷史教科書掀論戰〉一文之報導，有三家出版社向立委及監委陳情，希望「日治」及「日據」兩種修辭，未來皆可出現在教科書中，而非只有教育部審定之「日治」可以出現在中學歷史課本上。三家陳情出版社之主導者與顧問，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並於記者訪問中強調，現行高中歷史教材過度美化殖民統治、試圖切割台灣與中國歷史。因此，他找友人成立「三家」出版社，目的就在於「導正偏差史觀，撥亂反正。」

大學政治系教授一口氣成立「三家」出版社，奉獻於歷史教育的偉大情懷與實踐能力，確實令人讚嘆。姑且不論其資金來源與真實意圖，筆者也不欲討論新聞當中關於「明鄭vs鄭氏」、「紅杉軍vs外交休兵」等其他爭議點，筆者欲僅就「日治vs日據」，兩者之間的衝突與異同，向張教授就教。

張教授認為，「治」之說法等若「貞觀之治」，是一種盛世之稱讚。但筆者以為，「治」所代表的「治理」本身，本就無法直接等同於「善治」，若以張教授熟悉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一詞來理解即可明瞭，治理必然有能力強弱、結果好壞之差別；另一方面，「治」也象徵了一種對統治狀態的真實描述，是一個對「統治者為何人？」、「政權為何政權？」的事實刻劃。對筆者來說，上述兩種解釋，都比「據」所表達的「佔據」與「竊據」其所透漏的情緒性來的恰當。

簡言之，單就修辭的使用而言，我相信「日治」比「日據」更符合學術脈絡以及實事求是的精神。然則，更深入理解張教授對於「日據」的看法時，我認為張教授所謂的「日據」論述，其實有兩大疑義：

第一、根據前國史館館長林滿紅女士對台灣近代經濟與社會史的研究，日本透過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乙未割台等當代主權國家體系下合法的方式取得台灣的實質佔領與統治，在外交技術上而非中國民族情感上，其中並沒有任何可議之處。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以及對台灣主權之領有，其過程亦一切符合近代國際法，以「佔據」稱之，本身就於學理不符；

另一方面，林女士亦認為，台灣人的近代國家概念實質開啟於日本人的統治，台灣人是透過了日本政府的統治，領取了日本護照、得到日本國籍，才有了「我是哪國人」的現代性認知。也就是說，生活在台灣島上的居民，在歷史的長河中，首次跳脫了氏族、宗親、地緣等因素，成為近代主權國家國民時，是先成為了一個「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明顯一例在於，根據日本殖民總督府之檔案紀載，在日本治台早期逃亡至中國的台灣商人，為了取得在中國行商時，較低的關稅、領事裁判權和治外法權，多數人主動申請歸化成了日本人。

若以學理觀之，台灣人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認同，根據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之論述，正因為有了日本殖民統治經驗的差別待遇、新聞報章之傳播啟蒙(例：台灣民報)，以及台籍菁英的日式教育經驗，也才又有了「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的集體認知。我們並不一味媚日或曰「美化」日本統治，但也不容青史成灰，任其胡亂糟蹋。

第二、「日據」說詞，充滿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這種真實存在的「中華民族主義想像」確實令人動容，也可與新聞連結列表當中，以「中華文化」取代「多元文化」為台灣社會主體之說法前後呼應。但請問張教授，甚麼是中華文化呢？

國民革命初始於興中會版本的「驅除韃虜」，其後才有國民黨版本的「五族共和」。甚至中華民國國號之「中華」二字，都源於近代章太炎之首創。遂先有「中華民國之國號」才有衍伸而來的「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主義」之建構。也就是說，因為有中華民國實質統治之秋海棠疆域，也才有「五族共和」與其想像的「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主義之真實」。

但如今，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其原有之中國疆域、國家地位、正統、文化與民族主義，都應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所以，當中華民國是目前台灣人民的認同與共識，中華民國實質統治的疆域以台灣島為主時，中華民國版本的「文化與民族主義」即應當以「台灣文化」以及「台灣民族主義」為主體，而上述兩者正在建構的當下，其實質內容必然是百家爭鳴的「多元文化主義」而不會是以中國為載體的「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主義」。不明究理、撥正反亂，凡是以「自古」而居之，不是荒天下之大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