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邪惡的開端：陳儀及其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

書名：邪惡的開端：陳儀及其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
作者：司馬嘯青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3月5日

蔣百里的未竟志業

蔣百里是陳儀在求是書院、日本士校的雙重學長，雙方往來密切，早在袁世凱時代，他們即在北京有過共事機會。西安事變後，蔣百里遍訪各地，視察防務，南方到過廣州、香港，也到福州與省主席陳儀一晤。

抗戰爆發後不久，蔣百里奉派赴歐訪問義大利、德國，以爭取國際支援。任顯群隨行，這時任氏才27歲，也算是難得的際遇。

蔣百里出發前，曾到福州與陳儀晤談，住進壽拜庚家，行蹤甚祕。當時壽氏任福建省政府第三科科長，也是求是校友。他們的對話如下：

壽：此行您身負外交重任，言行沒有平素自由，但收入豐厚！

蔣：我不作官，也有錢用，現在有人想用我的錢了！

蔣百里訪歐結束後，1938年9月，蔣介石派他出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而校長一職，之前一向由蔣介石自兼。

發表當天，陳儀即奉召從福州趕到漢口，與蔣百里促膝長談。當時中日和談氣氛濃厚，蔣百里卻堅持「絕不能與日本和談」。

當時，陸大即奉命附設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國際情報。

蔣百里於1938年11月逝於任內，年僅57歲，而當時正是陸大隨抗日戰事吃緊遷校的過程中。

同年，中統局、軍統局、國際問題研究所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勢。

中統局前身是1928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工作重心在於：針對共產黨，進行破壞、迫害、鎮壓。1932年又祕密成立特工總部，以加強反共力量。

軍統局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復興社（藍衣社），該社有組織、宣傳、訓練、特務4處，其中戴笠即任特務處長。稍後，戴笠又兼任由該調查科擴大為調查統計處的第2處處長，以便公開進行特務活動。第1處處長徐恩曾，是陳立夫的表弟。

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的臨時大會上，決定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徐恩曾任局長。

原來的調查統計處上司──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則由陳立夫交給戴笠，初期只是副局長，但實權在握，演變成軍統、戴笠一體兩面，誕生了「中國的希姆勒」！

國際問題研究所亦適時應運而生，由王芃生出任所長。初期，王芃生曾以祕書長身分主持所有情報單位的「最高會議」，但國民黨重鎮移到重慶後，該會議即不再召開，而該所的任務則專門從事有關日本的情報搜集，且有外勤（敵區）、內勤（後方）之分，從此成為王氏的「獨立王國」。

王芃生（1893～1946），湖南醴陵人，原名大楨，字芃生，以字行。1916年赴日本經理學校高等科，與殷同、汪時璟、李鐵珊同為該校第2期學生當中的中國學員。畢業後，在日本陸軍被服廠等相關單位見習，1920年入東京帝大。

就在這個階段，他結識了黃朝琴。

黃朝琴曾有追憶文章提及：「約當民國8、9年頃，余與芃生，始相識於日本東京。芃生肄業帝國大學，余肄業早稻田大學；余妹與芃生之妹，則同學於京華女子高等學校。⋯⋯逮民國17年，始復聚首於南京。」

王芃生學成歸國後，當時在孫傳芳陣營效命的陳儀，曾邀他出任蚌埠禁煙局局長，但他以「極不喜閱乾燥無味之帳籍」加以推辭。

游彌堅人脈貫穿蔣百里、王芃生

游彌堅（1897～1971），台北內湖農家出生，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教學一段時間後，1924年赴東京入日本大學政經系，1927年畢業後返台，後轉赴中國尋求發展，結識蔣百里，並經其熱心說媒，與王賡（陸小曼第一任丈夫）之妹王淑敏結婚。

918事變後，日本勢力擴及中國東北3省，國際聯盟出面干涉，成立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中國代表顧維鈞幫忙物色外語人員，而王芃生則為調查團提供資料，並於1932年10月赴日內瓦出席國際聯盟特別大會，游彌堅經王賡推薦，擔任隨行祕書。

有關日內瓦之行，王芃生曾留下詩詞，記錄在外交戰場上與日本人纏鬥的一幕。當年12月的大會上，針對田中密奏的真偽，中日雙方展開激烈的攻防，「顧代表據理舉證，痛予反駁⋯⋯日人料為予所提供，十餘人深夜襲予寓⋯⋯時適游祕書在外室、予在內室，分別擬稿翻譯。游以入告，予囑以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詩詞則有「東人多譎詭，壇坫吞聲，深庭窺第⋯⋯」

王芃生當時正值不惑之年，卻因工作過度而視力模糊，只好商請游氏協助看讀、寫作。如此，在瑞士工作了半年多。

最令游彌堅印象深刻的是，王芃生保存了一套明治時代創刊、在日本非常權威的外交雜誌，另備妥幾十大箱書，一遇問題，隨即翻閱，章節、頁數絲毫不差。

李萬居與王芃生彼此是連襟

王芃生的日內瓦之行，甫於同年元月與他結婚的第二任夫人鍾賢英隨行。3年後，1935年，李萬居與鍾女士的堂妹鍾賢瀞結婚，黎烈文是熱心促成人之一。

李萬居與鍾女婚後，1937年在漢口與王芃生會合，準備在香港、越南一帶進行情報搜集工作。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後，首任主任祕書為龔德柏，但王、龔不合，乃由李萬居推薦彰化二水出生的謝南光出任。後來謝氏轉調香港負責外勤，但謝氏因加入中共地下組織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於是改調李萬居至香港接替。

謝東閔在港工作 供應日本情資

李萬居因在港工作而結識謝東閔，日後更雙雙回台位居要津。

謝東閔（1908～2001），彰化二水人，原本在台中一中就讀，但因校方對本省子弟的歧視待遇，激發他的民族意識，憤然前往上海，本想投靠台南出身的名醫翁俊明，但翁氏飽經齊盧戰爭衝擊，在謝氏抵達上海前已轉往福建廈門開業。謝氏後入廣州中山大學，抗戰後避居香港，進入港府郵電檢查處工作，負責日文郵電書刊檢查。李萬居接任國際問題研究所在港工作後，基於同鄉之誼，只要遇到有價值的情報，謝氏就會抄送一部份送交李萬居，且常在中午相約共餐。

等於是謝氏的一份工作具有兩倍功能，「國」難之交，情份篤切。

連震東　先西後東

台南籍的連雅堂（橫）於1920～1921年陸續出齊《台灣通史》後，獲時任廣東軍政府顧問的張繼，與名家章太炎賞識，並撰寫序文，從此享名迄今。

其子連震東，1929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翌年，連橫以〈新阿片政策謳歌論〉，對總督府當局的鴉片政策謳歌有加，大言不慚地道出：「以台灣歷史觀之，固亦有利也！」從此不見容於台人，父子只好轉赴中國發展。抗戰末期，連震東從西安轉往重慶，1944年在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第1組主任。

「和平工作」　參與有份

戰後，陳儀來台，何以會重用這些搜集日本情報出身的「半山」？

其實，這跟他士校師長岡村寧次在中國戰區的動向有關。1940年，近衛第2次內閣成立，東條英機出任陸軍大臣；翌年7月，岡村氏出任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東條隨即向岡村表明：宜善運用重慶方面的友人關係，從事和平工作。銜此指示，岡村想起殷同（桐）。殷氏從黃郛主持塘沽停戰協定前後，即一直參與對日交涉，後來華北逐步特殊化、自治化，成立臨時政府，汪記國府成立後，臨時政府縮小編制為華北政治委員會，他更擔任建設督辦，加上與王芃生在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的同學關係，他很快就於1942年8月前往拜訪岡村氏，表示與重慶方面的王芃生取得聯繫，可以展開和平工作的意見交換。

原來殷同與汪時璟（華北財政總署署長）既同是國際問題研究所會員，又互為妹婿（殷是汪的妹婿、汪是殷的妹婿），因而早自1939年起，即在北平購置慶王府，暗地架設無線電台，與重慶方面有所聯繫。

到了1945年2月，一度出任北平市長、抗戰末期現身重慶的袁良，又找上岡村氏，言明其聯絡人「曾會見蔣介石，陳儀也在場」。而蔣介石則表達了將適時發表對日談話，為日後的「以德報怨」埋了伏筆。

由此可見陳儀參與機要的程度，與該所運作的特色。

依曹汝霖回憶錄所示，他在華北臨時政府時代，僅擔任公司董事長之類，但因與日本關係良好，曾經在輔仁大學校方的請託下，營救過該校創辦人英歛之的第2代英千里（1942年任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書記長兼代主委）。

抗戰期間，北平各大學大多被日軍接管，成為國府所稱的「偽大學」，只有輔大因是德國天主教聖言會主辦而成為例外，學生人數一度超過4000餘人。但由於英千里與該校師生等被日方視為「重慶份子」，一度被日方憲兵抓走，幸經曹汝霖出面交涉，使得他們得以在岡村氏於1944年11月調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前夕被釋放。

台調會

1943年11月，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翌年4月，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統籌規劃接收台灣事宜，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台籍人員，從此成為接收要員。

該會主委為陳儀，委員初期有沈仲九、王芃生、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5個月後，始加入黃朝琴、游彌堅、丘念台、謝南光、李友邦等。

1945年5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代表大會，謝東閔以台灣代表身分與會，受到王芃生、李萬居、連震東⋯⋯等熱烈接待，並住進國際問題研究所。李萬居表明將回台接收《台灣新報》，謝氏建議改名為《台灣新生報》，並請于右任揮毫，於是《台灣新生報》由此定名。

黑名單何來？

戰後，原在國際問題研究所任職的這些明星半山，都隨陳儀回台出任要職。228事件後，當局進行對台人的屠殺，吳濁流大作《台灣連翹》曾透漏這份名單是由重慶回來的半山所開，且指名道姓說是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黃朝琴等人，唯尚無具體資料佐證。陳儀在3月13日報告「228事件」原因，並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列出王添灯、陳炘、林茂生⋯⋯等台籍菁英，事後都從人間蒸發，與「半山」的得意仕途實為天壤之別。

情報的運用與掌握，對政權來說相當重要，而這也就可以說明蔣經國何以對情治單位的整編、掌控那麼用心用力了。